陸明華:明代景德鎮官瓷燒造相對連續

2019年08月21日 08:15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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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明華

  “灼爍重現:十五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大展”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這一展覽揭開了長期籠罩在“空白期”瓷器上的神秘面紗。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經授權刊發由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陸明華所撰的此文,他認為,明天順、景泰、正統三朝雖然是一個曾經缺乏認識的、模糊的燒造歷史階段,現在通過對三朝瓷器燒造歷史的考察和對相關傳世品及出土物的研究,已大致明了:與明代連續燒造的時代相比較,它也屬于一個相對正常的多彩燒造時代,這時期燒造的不少官窯精美產品,堪與永樂、宣德、成化等朝瓷器相媲美。

  明代景德鎮燒造的瓷器,是中國古代瓷器中一個重要的名品,也是一宗巨大的藝術遺產。洪武、永樂、宣德、成化等朝的官窯瓷器燒造,引領時代潮流,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所制許多精美產品傳至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處于15世紀中期宣德以后、成化以前的正統、景泰和天順三朝(1436-1464),也是明代瓷器的一個發展時期,但有關當時的制作情況及其燒成的產品,長期罕有人知,成為歷史上的一個“盲點”,前輩專家學者將這一時期稱之為“空白期”。

  國內外對“空白期”瓷器的關注可追溯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80年代中,筆者在參與上海博物館編寫出版《青花釉里紅》一書時,也開始關注所謂的明代景德鎮“空白期”瓷器,試圖對這時期民窯產品進行研究和查考,終因缺乏足夠資料而無法展開。2011年出席深圳“空白期”研討會后,有了一些新的體會,萌生了撰寫關于明代“空白期”瓷器論文的想法。現在,國內外相關研究資料逐漸增多,尤其是近幾年景德鎮明代御器廠遺址出土大量15世紀中期瓷器及標本以后,我感覺到,一個深入研究所謂“空白期”或“黑暗期”的時機已經到來。2018年8月底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的“填空補白Ⅱ: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學術研討會”期間,筆者作了“明代空白期瓷器及相關問題”的報告,形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同時,經過兩年多時間參與籌備上海博物館15世紀中期瓷器展的和對一些地區相關文物的考察,又有了一些新的認識。由于這一時期的瓷器上基本不書款識,展開研究存在不小的困難(尤其是在相關器物的時代和燒造屬性認定等方面),因此本文的撰寫也難免有偏頗之處,敬請各方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空白期”形成——歷史的真實與誤會

  明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景德鎮的瓷器燒造,被陶瓷史家稱為“空白期”或“黑暗期”,主要是因為難以見到署有此三朝款識的官窯瓷器存世,也不清楚這時期的主流民窯燒造情況,形成了一個長達29年的所謂空白時期。從永樂開始的官窯瓷器上書款的方式,在宣德朝結束以后驟然停止了,直至成化朝才重新恢復,出現了“大明成化年制”這樣的標準款樣。因此后人根本無法解讀宣德以后、成化以前這三個朝代到底燒造過什么樣的瓷器,最終導致世人相信,這三個時期景德鎮官窯燒造是一片空白,沒有什么進展。當然也有研究者認為,這三朝瓷器依然在燒造,有文獻為證,所謂空白期是因為器物上沒有書款,導致后人無法了解哪些瓷器是這三個朝代燒造的,空白期實際上并不空白。盡管如此,我們對15世紀中期瓷器燒造情況的了解還是較為模糊。

  盡管明清文人對景德鎮官窯瓷器的論述很多,但沒人提及正統、景泰和天順三朝瓷器。官方文獻里有的也無非是一些常規的燒造記錄。文人筆記中縱偶爾提及,也只是抄錄官方文獻。因此,人們基本上默認前人的觀念,在對明代瓷器的認識方面,永樂、宣德、成化始終是領銜明代官瓷的楷模,其次是弘治、正德和嘉萬產品。70年代中到80年代,洪武瓷器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稍后,洪、永、宣、成四朝產品分庭抗禮,占領著明代官瓷的高地。而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產品一直未被深刻認識,因為這一時期似乎是歷史的空白,了解它們都成問題,何以躋身于明代官窯瓷器高地?

  當然,如果現在再繼續強調“空白期”這個概念,已是不客觀了,因為無論是歷史文獻還是考古發掘,都給出了較為明確的答案。

  從官瓷角度看,正統至天順時期,景德鎮御器廠燒造確實是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正統之前的宣德朝僅十年時間,但該朝御用瓷器燒造的數量巨大,宣德八年(1433),“尚膳監題準,燒造龍鳳瓷器,差本部官一員,關出該監式樣,往饒州燒造各樣瓷器四十四萬三千五百件”。如此龐大的數字,顯示出皇家膳食機構等對瓷器的大量需求。當然,總共只有十年的宣德朝,在最后的兩年間是無法完成這一大宗數量燒造任務。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38歲的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9歲皇太子朱祁鎮即位。英宗上臺后,輔政者即為之起草詔書,其中有:“抄造紙札、鑄造銅錢、燒造饒器、煽煉銅鐵、采辦梨木板及各處燒造器皿、買辦物料等件,悉皆停罷。”

  曾經如火如荼燒造的景德鎮御器廠就此熄火。數年后,毀于永樂十九年(1421)火災的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于正統四年(1439)重造完工,需要器物進行裝點和使用,而皇家膳食機構更有這樣的需要。因此,正統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祿寺奏,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萬七千九百余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龍金鳳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饒州府造,硃紅膳盒等件令行在營繕所造。從之”。

  同年十月“丙午,行在工部奏宮殿新成,奉旨進九龍九鳳膳桌等器,臣等奏準,令工部及江西饒州府料造,今屢遣官催理,皆未完,請治其官吏怠慢罪。上曰:姑恕之,仍促使完,不完不宥”。

  這里可以看出,正統朝的御器燒造并沒有停止,宣德朝器用的燒造缺口依然需要填補。由于所燒瓷器不書款識,也沒有過多的歷史文獻記載,因此給世人造成了當時景德鎮御器廠似乎沒有燒造瓷器的印象。

  可能由于中間的停燒,各方技術生疏或其他原因,這批器物并不合格:正統七年(1442)六月“(己亥)工部以有司所造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罐俱不及式,治調官罪,復令改造。上恐勞民,詔勿改造,提調俱宥之”,上年的燒造任務出現質量問題,負責燒造的工部認為未完成任務的責任者當罰,正統帝則表現得較為寬容,對提調官采取原諒態度。

  正統九年(1444)五月“(丁卯)江西饒州府造青龍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監王振言于上,遣錦衣衛指揮往杖其提督官,仍敕內官赍樣赴饒州更造之”。

  考古發掘證實了這一文獻的可靠性,20世紀80年代,景德鎮御器廠遺址發掘了大量大龍缸碎片,而且確實有“璺”,器身均有細碎裂紋,上海博物館藏傳世最大的明代官窯完整器——青花龍缸,可能就是此次燒造的產品之一,器身也布滿了碎紋。

  文獻還記述,“景泰五年(1454)五月,減饒州燒造瓷器三之一”。

  景泰末年,土木之變時被瓦剌俘虜的英宗朱祁鎮重登皇帝寶座。不久,官窯瓷器再度開燒。天順三年(1459)十一月“乙未,光祿寺奏請于江西饒州府燒造磁器共十三萬三千有余,工部以饒州民艱難,奏減八萬,從之”。

  不過,天順八年(1464)正月,明憲宗即位后,下詔停免了不少皇家相關事宜,其中有:“江西饒州府、浙江處州府見差內官在彼燒造磁器,詔書到日,除已燒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員即便回京,違者罪之。”

  這些事例說明,自正統以來,兩位兄弟帝王似乎沒有像宣宗那樣對景德鎮御器的偏愛,因而沒有無休止或強制性地命令江西燒造瓷器。但一般的燒造活動依然進行,所以當時燒造的景德鎮官窯瓷器應不會太少。

  以上這些是關于景德鎮官窯的燒造情況。另外,還有其他地區的瓶、壇燒造記錄:

  “正統元年奏準,減省燒造,供用庫每歲止派磁壇七百五十個。”“景泰五年奏準,光祿寺瓶壇以三分為率,二分以本寺,日進月進內府并賞內外官瓶、壇,俱令盡數送寺備用,量派一分,以省民力。”這一時間段的記載似乎都與光祿寺用器有關。

  光祿寺是朝廷膳饈機構,燒造瓷器不是該部門負責,而是為提供該機構操辦各種活動時使用。明代光祿寺主要職能是“職專膳饈享筵等事”“凡膳饈茶飯等品物,俱本寺辦進”。11具體而言,光祿寺的職能包括:(1)協助祭祀,(2)備辦宴筵,(3)為朝廷大臣、公差備飯,(4)供薦應薦、應節物品,(5)備辦外交用宴和茶飯。光祿寺物品的來源有:(1)各省交納,(2)上林苑、內府庫、工部等相關衙門,(3)光祿寺自產、自制,(4)民間購買。與永樂、宣德朝一樣,正統至天順時期光祿寺所用的瓷器,是朝廷指定工部在江西景德鎮(還包括浙江處州)專門燒造,光祿寺是向朝廷申請燒造的機構,燒成后運回北京以供其領用。

  申請需要燒造瓷器的數量常常超越燒制能力,承辦的燒造機構一直難以完成,天順初也是如此,御器的燒造是在任務重壓情況下爭取減緩的:“天順三年奏準,光祿寺奏造素白磁龍鳳文碗、楪,以十分為率,減造四分……”“(天順六年十月)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余件皆損敝,請敕工部移文有司成造。上以勞民,命姑已之。”兩次燒瓷提議,均下令減燒或放棄燒造,反映出執政者尚有體恤下民之心,當然,減造四分,仍有相當多的數量。另外,朝廷從明初開始在浙江處州命造的青瓷依然在進行中,所以總的說來,天順年間的燒造任務還是很重的。

  從上引文獻可看出,除了正統七年大龍缸外,“九龍九鳳膳亭及龍鳳白瓷罐”和天順的額定燒造瓷器也可能主要是光祿寺等機構實際需要的。因此可以認為,這三朝的瓷器似乎主要是為了皇家膳饈機構所需而燒造,不太可能同時燒造很多作為觀賞的精美藝術瓷。

  考古專家認為,目前景德鎮御器廠舊址發現的兩處遺存和遺物,1988年發現的有可能是正統遺存,而2014年發現的則可能是正統和天順遺存。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下限在天順末乃至成化初年。假如這種判斷成立的話,那么,正統至天順三朝的官窯燒造情況基本上已能看出端倪甚至是有了初步結論。當然,一切還必須由客觀證據說話。

  綜合歷史文獻,明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空白期”果真不空白,“黑暗期”也確實不黑暗。造成后人所謂空白、黑暗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官窯瓷器不書款識,令后人難以辨認。不然,人們談論明代景德鎮官窯器,不會對這三朝一帶而過了。新的考古發現證明,自洪武以來,景德鎮官窯大致上經歷了正常的發展途徑,永樂、宣德和正統至天順及以后的成化直至萬歷各朝,基本上都有官方的瓷器燒造,但個別空白時間點可能仍然存在。這充分反映出從明初以來景德鎮官瓷燒造有一個相對的連續性。

  當然,對15世紀中期的民窯而言,官窯燒造的所謂空白對其有很大影響。而三朝官窯器不書款所形成的一個歷史時期的空白,這一點似乎與民窯瓷無關。但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的部分民窯瓷器,也并不十分容易就能辨識出來。官窯不書款,民窯瓷器難以辨識,這使得后人對整個15世紀中期的景德鎮官民窯瓷的認識在相當長時間里均顯得模模糊糊,難分早晚。因此這一時期一度被認為是全面空白或全面黑暗。后來,文物工作者采用類型學的方法進行比較研究,并結合考古工作中發現的有紀年參考資料,使15世紀中期的景德鎮民窯瓷面貌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官窯瓷——兩次考古發現的新認識

  既然皇家曾需要并燒造這么多的瓷器,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景德鎮官窯燒造的這些器物究竟在哪里?

  如果要按照有落款的嚴格要求去尋找,目前還無法找到這些器物。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件被學界公認屬此三朝落款的官窯瓷器。國內私人藏家手中,有一塊帶有“天順年制”款識的藍地綠龍紋器物標本,但此例尚待進一步確認。目前最確切的提法應該是,這時期的官窯瓷上基本不書款識。

  足以改變所謂“空白期”官瓷燒造面貌觀念的,是景德鎮明代御器廠遺址的考古發掘:

  1988年,在珠山以西東司嶺(明御器廠墻外)發現了瓷片堆積層。其中第一層為成化早中期;第二層發現了許多形體碩大而厚重的青花云龍紋缸瓷片。后經復原的有二十多口,最大的直徑88厘米、高75厘米。同出的瓷片有碗、盤、瓶、器座、山子等,包括青花、白瓷和斗彩等。

  青花云龍紋大缸 明正統(1436-1449) 高65.5厘米口徑56.5厘米 底徑51.0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經推斷,龍缸為上引文獻中的“青龍白地花缸”。同出的瓷器殘片,應是正統官窯的產物。這樣的正統青花大龍缸,傳世只見上海博物館有一件。但耿寶昌先生曾告知筆者,早年在北京見過另一件類似大龍缸,后來不知去向。前一段時間,有幾位圈內朋友提供信息,有的提供了北京的一張老照片,圖中有一大龍缸,前面有一孩童推著手推車路過;有的則補充告知,此圖拍攝于琉璃廠古玩店前,不過聽說器物已破碎了。這或許與耿先生說的是同一件器物。筆者把上博館藏大龍缸與老照片進行了對照,兩者確實具有同樣的紋飾和風格,但從細節看,不是同一件器物。不過現在可以肯定,傳世品中至少存在過兩件完整的正統大龍缸。

  1995年,上海博物館新館陶瓷館陳列展品基本到位,但偌大的明清部分感覺缺少一件大器壓陣。筆者找遍所有庫房,最后在館外庫房的角落里找到了這件傳世唯一的青花大龍缸。經與景德鎮御器廠遺址出土物對照,應屬于正統時期燒造產品。器身的碎紋正是文獻中“璺”的那種風格。看來,當時似乎確實沒有燒成過無碎紋的青花大龍缸,不然傳世品中應該有保存。這種器物的出現有兩種可能:一是皇家在燒造不太成功的情況下,還是選擇了把質量稍好的大龍缸送入宮廷,此器來自皇家;二是直接從御器廠流出,因為此器來自于民間,系曾居住于天津的已故收藏家顧得威老先生捐贈。

  15世紀中期的出土物以前只見少量碎器發表,2012年11月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填空補白——景德鎮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官窯瓷器展”展出的殘器較多,以青花為主,有刻花云龍紋盤(圖版154)、海水紋高足碗(圖版85)、八寶紋碗(圖版134)、九龍紋碗、月牙耳瓶、花卉紋盤、白龍紋盤、海水紋盤(圖版170)、海水紋大盤、海水紋碗、器座(圖版42),還有青花斗彩鴛鴦蓮池紋折腰碗和相同風格器物未及繪彩碗等。

  這些器物全部不書款,但從中可了解到正統時期景德鎮瓷器的大致面貌。產品可看出具有宣德遺風,也有正統典型風格,如白龍盤完全沿襲前朝樣式,斗彩鴛鴦蓮池碗也顯然與宣德同類器相似。景德鎮曾出土有宣德斗彩鴛鴦蓮池盤,紋飾基本相同,畫法基本上與宣德制品相近。當然,那些海水紋碗、盤、高足碗等滿繪濃深鈷料,留出少量白色作波浪襯飾,則是典型正統風格。

  可以認為,這批瓷器與文獻的記載可能是一致的。九龍碗的出現可與正統六年“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相聯系,雖未見到“金龍金鳳白瓷罐”這樣的制品,但青花九龍碗應可與之直接對應,這正是當時朝廷需要的產品。而且從傳世品看,則有紅地金彩龍紋的高足碗等器物,或可認為是這時期的產品。

  2014年,景德鎮明代御器廠遺址的發掘,使15世紀中期官窯瓷器燒造面貌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在面積達500平方米的范圍內,發現的瓷器有白釉、青釉、紅釉、釉里紅、黃釉、綠釉、霽藍釉、斗彩及其半成品、孔雀綠、藍地白花、黃地綠彩、白地紅彩、青花綠彩、青花礬紅、黑釉、醬彩等釉彩品種,形制有大盤、小盤、大碗、小碗、小杯、金鐘碗、高足杯、臥足杯、花盆、枕、大龍缸、繡墩、花觚、壯罐、大罐、梅瓶、長頸瓶、凈瓶、梨形壺、僧帽壺、蓋盒、山子、器坐、鳥食罐、香爐、棋盤、硯臺、燈盞、匜等。根據類型學比較,其遺物似可分成兩期,第一期與宣德相近,第二期則與成化相近。

  近些年筆者在景德鎮陸續觀看到部分出土的15世紀中期官窯瓷器殘片,2018年來,上述列舉的各種釉彩產品基本上均已得見。同年5月17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在故宮博物院開幕,景德鎮的代表性出土遺物悉數登場。8月31日,“填空補白Ⅱ:考古新發現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出。至此,15世紀中期景德鎮官窯瓷器的面貌在世人面前得到了更多的展示。

  通過對景德鎮出土遺存和遺物的考察和研究,筆者認為:許多年來沉寂及被世人感嘆的所謂“空白期”認識應有所改變了,景德鎮出土實物證明,盡管由于不書款,但風格接近于宣德的正統和風格接近于成化的天順景德鎮官窯燒造面貌已較為清晰地呈現了。景泰風格的產品似難以判定。從目前的認識情況看,如果把正統和天順的產品大致分清理順,已是達到研究目的了。當然,景泰時期的產品或許就夾雜在這中間,也或許不在這里。

  圖1-1明龍泉窯青瓷繡墩(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關于出土的部分器物,確實有一些是令人驚異的,最特別的是繡墩。以前我們見到的官窯青花和素三彩繡墩,多被定在明嘉靖、萬歷朝,體量也相對較小。但此次15世紀中期地層出土的不少繡墩,體量大,有青花和彩瓷兩種,傳世品中難以見到。這種繡墩的出現,可與浙江龍泉窯燒造的青瓷產品相聯系。在天順八年(1464)前,曾燒造過龍泉窯青瓷繡墩(圖1),體量也較大,紋飾與其也頗為接近。可以認為,這是朝廷命令饒州和處州兩地燒造的同類型產品,燒造時間也應該相近。盡管其獅球紋與景德鎮御器廠遺址出土的青花繡墩有一定的區別,但還是可以看出當時景德鎮、龍泉可能是差不多同時燒造宮廷用品。這樣的產品燒成后直接運送皇家,或許是光祿寺為帝王宴饗賓客或群臣而備制之座具,也有部分可能是專門供內廷或后宮之用。此次燒造后會間隔多少時間再燒造,我們尚難了解,因為在成化、弘治等朝瓷器中均未見發現有這樣的繡墩。

  圖1-2明龍泉窯青瓷繡墩(上海博物館藏,仇大雄先生捐贈)

  從2014年景德鎮御器廠遺址出土的15世紀中期瓷器繡墩情況看,青花繡墩按墩面紋飾分類,可區分出三類四種,其中一類是獅球紋,一類是松竹梅紋(圖版35),還有一類是方勝紋(圖版34),繡墩整體大于明代中晚期以來所有繡墩形體,胎體厚重,外部釉下繪青花,墩內滿施透明釉。由于繡墩器身鏤空,不合格的產品很容易被打碎處理,致使出土碎片復原修復難度增加。現在,經過努力修復,已有拼接成型的器物首次展出,并能與廣大觀眾見面。不過,彩瓷繡墩的復原更是難上加難。青花繡墩座面整體無鏤空,能修復的座面較多,但青花五彩繡墩的情況就不同了,從出土遺物情況看,發現的青花五彩繡墩僅有獅球紋一種,由于出土的絕大多數是難以拼接的細小碎片,看起來根本無法復原。

  在可以明確為15世紀中期的瓷器中,確實有繡墩的形制,如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收藏的青花人物圖梅瓶上,一仕女坐于繡墩上(圖版235),其他類似瓷繡墩的器物和圖像則難以找到。

  青花瓷枕,也是景德鎮2014年考古發掘中的一個亮點。此次發掘的青花瓷枕,均作如意形同一形制,有十種紋飾,應為生活用器。以前,我們不清楚明代官窯還燒造瓷枕,雖曾有專家在傳世品中見到過一件類似永宣官窯產品的明代青花瓷枕,但不清楚其來龍去脈。過去,大家只了解北方民間才廣泛使用瓷枕,宋金時期和元代,磁州窯類型瓷枕遍地,很難想象明朝皇家后苑居然也可能使用過瓷枕,著實使人大開眼界。

  2014年出土物中,有一件青花博山爐(圖版62),傳世品中,尚未發現可認定為這時期的相似器物,但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宣德藍釉假山形器座,底有青花雙框直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款(圖2),為宣德官窯真品。從此器形制推測,出土的青花博山爐應有下半部底座,可能就是此種器座風格。這種器物應屬延續宣德形制而來。

  圖2 明宣德藍釉假山形器座及款識(上海博物館藏)

  通過此次明代御器廠的出土物,我們看到很多類似的傳世品應屬于這三朝或者說是15世紀中期燒制的官窯瓷器。

  北京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15世紀中期官窯器是最多的,以前分別被定為明早期和中期的各個朝代內。

  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有青花海水瑞獸紋盤(圖版21),青花海水龍紋盤,青花紅彩海水龍紋金鐘碗(圖版26),青花紅彩海水龍紋盤、碗,青花紅彩朵云紋盤,斗彩蓮池鴛鴦紋碗,還有青釉、青白釉暗花纏枝蓮紋撇口碗(圖3)等,都已在御器廠出土物中找到相應的器物。另外,那種紅釉描金云龍紋碗、紅釉描金云龍紋盤之類器物,是否與正統時期燒造的所謂“金龍金鳳”產品相關,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圖3 明青白釉暗花纏枝蓮紋撇口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這些器物均不書款,有的已被確認為15世紀中期,因為在景德鎮明代御器廠正統至天順地層中有類似發現,有的甚至在展覽中與出土物并列陳放。

  最典型的是一種青花出戟尊,過去的認識是,明代官窯出戟尊從正德開始燒造,此次景德鎮御器廠遺址出土的出戟尊(圖版61),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青花同類制品如出一轍,尤其是龍紋出戟尊,可以證明至晚在成化以前,這種產品就已出現,至少有兩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可能屬這一時期燒造(圖版2、3)。另外,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也藏有一件。把這幾件形制相仿、紋飾也符合時代風格的器物與傳世品中書有官款的嘉靖、萬歷青花出戟尊進行比較,確有明顯區別。從紋飾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兩件出戟尊雖分別為龍紋和牡丹紋,但形制和出戟安裝風格一致。出戟尊內口沿均繪15世紀中期常見的蕉葉紋,嘉、萬制品則多未繪青花圖案。另外,從青花發色看,嘉、萬制品時代風格明顯,較易判斷。這兩件器物濃深的色澤,更符合15世紀中期特征。

  青花壯罐,歷來被看作是明代永樂或宣德官窯產品。2014年景德鎮御器廠遺址15世紀中期地層中發現了這種青花壯罐殘器(圖版60),風格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等收藏的青花壯罐紋飾完全一致(圖版4),底部也有共同制作特征,這種壯罐是正統至天順年間產品。不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壯罐不止一件,筆者2018年12月在其庫房考察時對照了兩件風格大同小異的壯罐,從風格上看,另一件燒造更為精美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壯罐屬十分典型的永、宣類型。另外,這種壯罐還出現在明代龍泉楓洞巖窯址的青瓷產品中(圖4),可以認為,這是明代天順八年(1464)停燒前景德鎮官窯與龍泉窯官瓷同步燒造的產品。

  圖4 明龍泉窯青釉狀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還有一件造型少見的青花長頸瓶(圖版5),形制、紋樣與2014年御器廠遺址出土物風格十分相似(圖版52),圈足處理方式也完全相同,應為同時期燒造產品。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不少明代無款官窯瓷器,也是最值得關注的部分,其間同樣存在值得討論并認定時代的問題。過去雖不認識正統至天順瓷器,但研究者早已認識到需要重新予以調整。如以前就被確定為正統時期燒造的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瓶、青花云龍紋碗、青花波濤紋盤、青花花卉暗龍紋盤等。另一件青花番蓮紋鹵壺則被定為景泰制品。當然,這中間的有些器物,過去基本上被看成是宣德產品,這是由于器物無款而人們長期對正統、景泰、天順燒造瓷器難以有深刻認識而造成的,現在基本上找到了研究切入點。所以,這幾件器物年代的認定,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所繪龍紋與正統大龍缸等器物有共同之處,而波濤紋盤則與景德鎮御器廠遺址出土波濤紋盤基本一致。還有花卉紋,也與同時期民窯產品有同樣特點。另外如青花花卉紋六方花瓶、青花如意云紋漏彩碗、青花綠彩龍紋梨形執壺等都可能屬于稍早年代燒造的產品。青花如意云紋漏彩碗(高9.3厘米、口徑21.4厘米、足徑8.7厘米,圖5),與御器廠遺址殘碗風格完全一致。這一情況說明,當時出廠驗收可能并不嚴格,尚未畫彩的器物也進入了宮廷。與那一件青花綠彩龍紋梨形執壺(連蓋高12.5厘米,圖6)風格完全相同的殘器在御器廠遺址內有出土,只是尚未施綠彩。該院還有幾件斗彩蓮池鴛鴦紋碗和高足碗,也均有可能是稍早于成化朝的產品17。北京故宮博物院也有一件斗彩鴛鴦蓮池紋碗(圖版28),天津博物館則藏有一件斗彩鴛鴦蓮池紋盤(圖版29),底部均無款。80年代初曾發現西藏薩迦寺存有宣德官款五彩碗和高足碗,不久,景德鎮明代御器廠遺址出土有宣德款和成化款同類器,2014年,在所謂“空白期”地層也出土了同樣的無款盤、碗、高足碗殘器(圖版189),有畫彩的,也有未畫彩者,殘盤與天津博物館館藏盤大同小異,可以認為此盤燒造年代應就在這一時間段,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碗也是同樣風格,兩件器物均很難得。

  圖5 明青花如意云紋漏彩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青花綠彩龍紋梨形執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001年,北京海淀區香山明墓出土了一件青花卷草紋梅瓶(圖版7),這是一種傳統樣式風格的器物,早在宋元時代銀器、漆器上就有這種造型與紋樣的梅瓶,吉州窯瓷器中也有類似風格器物。此器與景德鎮2014年出土的青花瓶完全一致(圖版54),底部制作風格也相同。應屬同時期燒造。

  據墓志記錄,墓主人為明憲宗朱見深長子,無名。全文如下:“故皇子壙志。皇子,今上皇帝之長子,母貴妃萬氏。成化二年正月十九日生,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薨逝。皇上及慈懿皇太后、皇太后、中宮、貴妃皆哀戚。遣官賜祭,命有司冶葬祭如禮。嗚呼!皇子異質天成,為國重器云,胡一疾遽然長逝?爰述大概納諸幽堂云。”

  值得關注的是,該皇子系憲宗與萬貴妃所生的皇長子,在世僅十個多月,死后未予追封。在他墓中發現的這一青花瓶,基本可歸屬為前朝官窯燒造,2014年景德鎮御器廠遺址出土有相同器物。迄今為止,可以明確的明代景德鎮官窯瓷器在墓葬中較少出土,尤其是早中期物品基本未見,此器彌足珍貴。

  筆者曾通過對上海博物館所藏明代瓷器的研究和梳理,劃出了可能屬于這三朝燒造的瓷器。如青花雙獅戲球紋盤一種(圖版12),底部有不施釉的所謂“米糊底”(或謂“糊米底”),與景德鎮御器廠正統至天順地層所出青花獅球紋盤屬同類器物,這種器物在成化時期也有燒造,但外口沿書青花“大明成化年制”款。

  館藏的多件無款青花盤,每一件器物制作均十分精美,長期以來很自然地被看作為成化時期燒造,有云龍紋、花卉紋等,風格與成化官窯產品十分接近。通過現在對空白期瓷器的新認識,我認為,這些器物可能是15世紀中期產品。

  另外,還有一種無款青花碗,一直無法歸入恰當的朝代,這種碗制作十分精美,是典型官窯瓷器,過去都被定為弘治或正德,實際上這種器物都可能是15世紀中期燒造的。這種器物,上海博物館也藏有三件,均為青花制品,都在器外繪嬰戲圖(圖版10、11),燒造時代可能相當(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等也有收藏)。

  上海博物館藏有兩件豆青釉碗和一件青白釉碗(圖版30、31),器物均有暗刻纏枝蓮紋,形制與上述青花碗相似。1995年上博陶瓷館試開館時,我們把這批器物定為“空白期”燒造。

  圖7 “正德年制”款青釉碗

  上述三件相同造型的青花碗、兩件青釉碗和一件青白釉碗的同類器形,均在2014年的景德鎮御器廠遺址有出土。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撇口青白釉和青釉碗,應屬同時期產品。值得指出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相同風格的青釉碗,數量達200件之多。19這種器物,過去都被定為明代正德時期燒造,原因并不清楚。近期筆者找到國外資料中,有一件底書“正德年制”款的青釉碗(圖7),與上博青釉碗風格相同。這與以前這一批無款器被定為正德燒造,似乎不謀而合。但流散國外的這件碗不是正德時期燒造,而是清代產品,款識具有典型的康熙風格,應屬康熙時期仿制。這是否可以說,早期的研究者把此類有款碗看作正德時期的標準器,并把這批無款器同樣看作正德產品?

  另外還有一件青花紅彩海獸紋碗(圖版25),與三件青花碗和青釉、青白釉碗造型相同。風格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青花地紅彩及紅地青花海水龍紋碗(圖版26)基本一致。

  白釉瓷中也有這樣的例子,有一件白釉矮腹梅瓶(圖版32),釉色潔凈,底部露胎,制作頗精美,一直認為是永宣官窯產品,但2014年景德鎮御器廠空白期地層出土有類似器物(圖版58),形制完全一致,可以確定是15世紀中期燒造的。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一種青花梅瓶,過去認為是永、宣之作,但從紋飾特別是青花繪畫和發色等方面看,更接近于正統以后的風格。與上海博物館藏白釉器造型相同,似可看作是同時期燒造產品。

  實際上,如果對國內外公私收藏進行一次盤點,可以找到的15世紀中期官瓷一定還有不少數量。

  根據對傳世和出土明代早、中、晚三期景德鎮官窯瓷器的觀察,筆者認為,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歷官窯的瓷器,大多數是書寫款識的。嘉靖、隆慶和萬歷燒造的官窯器,具有明顯的青料和紋飾等時代的特征,可以忽略不計。除此之外,那些無款但被確定為永樂、宣德、成化、弘治甚至正德各朝的瓷器,則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找出可能屬于正統到天順時期燒造的產品有一定概率。由于不書款識,更由于我們過去對明瓷鑒定往往忽略了正統、景泰和天順三朝的產品,因為不了解這三朝有什么樣的官窯產品,所以很多器物被定為永、宣、成、弘甚至正德各朝燒造。現在看來,宣德以后到正德朝不書款器中,有一部分實際上就是所謂“空白期”的產品。雖然不能說每一個時代的所有產品都有款識,但筆者通過對收藏品豐富的機構尤其是兩家故宮博物院的出版情況推測,已刊出的宣、成、弘、正、嘉、隆、萬各朝的官窯瓷器可以說大多數是有款的,無款器較少。而已刊出的無款但具有與那些有款器同等水平的產品,則有一部分與15世紀中期風格產品有關。從傳世品情況看,官窯書款是一種時代風尚,尤其是成化以后各朝,書款成為一種習慣和規矩。那些入選的無款器,被后世定為各個不同時代燒造,實在是無奈之舉,準確性也不高。現在,越來越多的所謂“空白期”官窯瓷器正在被我們認識,把那些時代風格相似的器物從那些朝代中挑選出來,有的可以確認,有的只是大致靠攏,還需要深入研究和審慎甄別。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宣德和成化也有一部分無款器,這部分制品最容易與正統至天順產品相混淆,有的在兩次考古發現中有相同器物,大致可以確認為正統或天順燒造。有的沒有考古資料證明,則無法予以肯定。筆者相信,這部分器物中,有屬于宣德和成化的產品,但也一定有正統至天順的產品,而且其概率可能還較高。

  藩王瓷——介于官民窯之間的產品

  景德鎮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正統至天順地層的官窯瓷器,但御器廠以外區域發現的部分器物同樣值得關注,因為不少瓷器與官瓷可能有著內在的聯系。需要探討的是,在御器廠外圍是否也存在燒造官瓷的窯業遺存?當然,在這方面缺乏信息的情況下,目前認為的官方搭燒于民窯這種方式可能性還是存在的。當然,不管是搭燒也好,擴充窯區燒造或臨時組織設點燒造也罷,有些瓷器產品的官瓷性質還是不應否定的。

  2012年11——12月在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填空補白”展中展示的一批所謂空白期瓷器標本,也讓人感受到這個時期的景德鎮瓷器燒造面貌20。筆者認為,這是一批屬于這三朝某一時段燒造的官瓷。因為在嚴格限制民間燒造官樣瓷器的時期,民窯業應不會不顧身家性命頂風違禁,燒造這么一大批全部屬于官窯瓷器風格的產品。盡管這批器物與官窯瓷器相比較,質量方面明顯低于傳統所見的官窯瓷,但應該是官方定燒物。我當時在會議上發言時就如此認為。

  現在,我的想法依然如此,這批瓷器標本屬于官瓷,至少是官樣瓷器。因為產品具有明顯的官瓷元素,龍鳳紋飾和官器樣式都十分明確,非普通民窯所燒。由于出土位置所在的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遺址,未在御器廠范圍之內,所以不能認為是明確的官窯瓷器,但也不能否定其官瓷屬性。這些器物,可能屬于官方組織定燒的產品,燒造時間可能是天順時期。燒造質量稍顯粗率,與通常明確的官窯瓷器尚有一定的差距,沒有達到皇家燒造要求,這是由于官方指定民窯燒造的緣故(類似情況在明晚期也有出現,官搭民燒的瓷器,質量大大不如御廠產品)。以前筆者曾這樣設想,這種瓷器的出現,可能存在兩種可能,一是藩王定燒,因為朝廷分封于地方的宗室藩王留有相關的遺物;二是由于天順時期皇家造瓷數量十分巨大,天順三年,光祿寺奏請燒造的十三萬三千多件器物,雖奏減八萬得到皇帝“恩準”,但負擔依然沉重,因此工部可能不得已而派燒于民間。

  經過近年來的考察和研究,我認為,戴家弄這部分瓷器,可能是指定提供藩王使用的定燒器。這批器物與湖北和四川、山東等地區相關藩王墓和遺址出土物相類,因此首先懷疑這批器物與藩王定燒應是合理的。2018年,筆者考察了湖北、四川、山東等地明代藩王陵墓和遺址,觀摩了不少與藩王有關的瓷器,其中就有與戴家弄出土器物相似的物品,如湖北武漢江夏區流芳嶺二妃山明楚王家族墓出土的青花盤、碗和高足碗(圖版213、214),山東兗州藩王府所在地、四川成都東華門蜀王府遺址也出土有這樣的青花盤等(圖8)。

  圖8 明青花盤殘器(成都東華門蜀王府遺址出土)

  湖北地區曾發現過不少可能屬于藩王機構定燒或朝廷配給的官瓷。梁莊王墓出土的那件帶金鐘蓋的青花云龍紋高足碗,無疑是早于正統二年(1437)的器物,因為蓋上有“承奉司正統二年造金鐘蓋四兩九錢”文字佐證,梁莊王府宦官機構承奉司在正統二年就已配制了金蓋,此件青花高足碗應是宣德乃至永樂年間的產品。據梁莊王壙志,梁莊王生于永樂九年(1411),正統六年(1441)正月十二日“以疾薨”“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葬封內瑜坪山之原”;據梁莊王妃壙志,梁莊王妃魏氏“景泰二年三月十七日以疾薨……葬封內瑜靈山之原”。考古發掘者認為,根據梁莊王妃壙志,該墓由單葬改為合葬,破門入葬王妃。該墓為王與妃的合葬墓。王妃志文提到,王妃在王薨后“欲隨王逝”,獲得朝廷特許存留,死后得以“同王之壙”。該墓的墓門本是雙扇石門,卻只剩下東扇,西扇石門已失,代之以一扇木板門。王與妃先后薨逝,相距十年。從墓道填土看,并沒有二次葬的跡象。由此推測,當年葬梁莊王之后,只封門而未將墓道全部回填土。王妃薨后,要將其與王同壙,卻因前室石門被其門后的自來石頂牢,無法打開,遂撞破西扇石門進入。因此,墓葬出土其余七件青花梅瓶、仕女圖高足碗等瓷器(圖版205、206),很難說一定是早至宣德年間或更早些時候燒造,均有正統甚至景泰初燒造的可能。

  圖9 “天順年置”款青花龍紋碗(武漢江夏區流芳嶺明藩王家族墓地出土)

  “天順年置”青花龍紋碗(圖9),2008年出土于武漢江夏區流芳嶺明王室家族墓地,墓主人為楚昭王朱楨之孫、鎮國將軍朱季□,墓志顯示其下葬于成化七年(1442),出土瓷器24件。此碗是唯一明確定為天順朝燒造,也是目前考古發現的第一件所謂“空白期”具有官瓷風格的書款完整產品。當然,對此器的性質如何界定需要認真考慮,從已發現明代有款器物的書寫情況看,這種帶有“置”字的產品,似不能判斷為官窯產品,但此碗帶有明顯的官樣風格。墓主人雖未襲封王位,但也是宗室后裔,因此,可能是定燒物品。

  廣西桂林有一批引人注目的明代瓷器梅瓶,基本上都與靖江王有關,其中六件器物可能與15世紀中期到晚期相聯系。桂林博物館收藏的另一對青花仕女圖梅瓶(圖版203),是難得的15世紀中期產品,風格接近宣德產品,題材曾在宣德景德鎮官窯瓷器中出現,如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青花仕女圖碗就是這種題材,風格十分接近。另外,1980年桂林堯山靖江昭和王墓出土有一對青花魚藻紋梅瓶(圖版204),繪畫十分傳神,反映出青花匠師技藝的高超。據記載,“昭和王規裕,懷順嫡,成化七年襲封,弘治二年薨”。1972年桂林東郊墓出土的兩件青花攜琴訪友圖梅瓶(圖版202),則是桂林博物館一百多件梅瓶藏品中最精美的器物,兩件器物均出土于靖江安肅王朱經扶墓,“安肅王經扶,端懿嫡一子。正德十三年襲封,嘉靖四年薨”。從以上兩墓墓主人年代來看,均晚于15世紀中期,前者葬于弘治時期,后者葬于嘉靖時期,從梅瓶時代風格看,顯然大大早于墓主人生活的年代,也許把此類物品定為15世紀中期燒造未必精準,但可能性完全存在。看起來,明代的皇親國戚和達官貴人用前人收藏品陪葬一直是頗為流行的,以前看到不少元青花瓷器陪葬于明墓,而明代藩王墓的陪葬器也明顯有不少這樣的情況。人物圖梅瓶從人物形態、畫風及口、肩、脛部的紋飾看,可能早于明中期。魚藻紋梅瓶的整體風格十分明顯,應是15世紀中期的產物。

  山東兗州是明魯荒王之孫鉅野僖順王朱泰墱就藩地,宣德二年(1427)封,天順八年(1464)薨。朱泰墱去世后,其子恭定王朱陽鎣于成化五年(1469)襲封,弘治十八年(1505)薨。其子莊憲王朱當涵于正德元年(1506)襲封。根據相關報告和借展單位的資料,推測本次展覽中向山東博物館和兗州博物館借展的兩件青花云龍紋盤(圖版216、217),出土于恭定王朱陽鎣或后來襲封的莊憲王朱當涵墓(同出共有四件)。不過,目前看來,出于哪一座墓葬實際上并不十分重要,僖順王朱泰墱死于天順八年(1464),兩件瓷盤就是他們那個時代得到或定燒,而恭定王朱陽鎣和莊憲王都是以后的傳承者。兩件器物與湖北、四川藩王墓和遺址出土的青花盤風格相似,可以推想,此類瓷器可能是朝廷提供。

  明代藩王墓出土的瓷器具有亦官亦民的風格,在已發現的明代藩王墓葬里,既有官窯瓷器,也有統一風格、可能屬于藩王專用的器物,也有典型15世紀中期民窯燒造產品,如前述廣西桂林靖江王墓及其遺址、江西寧獻王朱權墓、湖北諸多楚王墓等都有發現。在山東鄒城市博物館,藏有平陽寺鎮橫河村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高密昭和王朱觀煐墓出土有典型15世紀中期的青花花卉紋梅瓶。

  四川成都青羊區可能屬于明代蜀王府的東華門遺址出土的瓷器十分豐富,盡管大量都是碎片,但有的質量很高,應屬于正統至天順時期的產品也不少,有的應屬官窯產品,如白釉、青花和青花紅彩高足碗、豆青釉碗、綠釉盤等,均具有官窯產品風格。其中的綠釉盤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定為宣德燒造的無款綠釉碗釉色、制作工藝十分相似。當然,具有藩王定燒風格的產品同樣有出現。

  圖10 明青花“西平佳器”款嬰戲圖碗(成都市三圣鄉蜀懷王墓出土)

  在四川平武薛繼賢家族墓地,曾出土“西平世家”款青花盤(圖版268)。筆者認為,這兩件器物可能不是王璽定燒,而與四川的藩王有關。2004年,成都市三圣鄉蜀懷王墓出土了一件青花“西平佳器”款嬰戲圖碗(圖10),同時出土有陶俑等儀仗陶器138件。從兩方出土壙志可知此墓是明代蜀懷王及其正妃徐氏的合葬墓。另據《明史》記載,“定王友垓,和嫡一子,天順七年襲封,本年薨。鈘,定嫡一子,天順八年襲封,成化七年薨”。懷王是明蜀王系十世十三王中的第四世第六代蜀王,為定王長子(1448-1471),由于其妃徐氏死于成化十一年,屬于當年下葬。因此,包括青花“西平佳器”碗在內的陪葬品下限應為成化十一年(1475)。另外,在成都東華門遺址中,也曾出土有“西平佳器”款碗底殘片(圖11)。從蜀王世系情況看,并無西平王或襲封關聯之詞,“西”可能指代地區,四川在國之西,古稱西川,推測此“西平”也許是蜀藩雄踞一方的自詡名稱。

  圖11 明青花“西平佳器”款碗殘器(成都東華門蜀王府遺址出土)

  四川博物院所藏一件青花龍紋扁執壺(圖版246),以前曾認為可能屬15世紀中期官窯燒造,但仔細觀察,此器底部制作工藝較為粗糙,與通常所說的官窯器有一定距離。由于此器出土于成都明隆慶太監墓中,而在成都的一些藩王府太監墓中,曾出土了不少陶瓷器,有的與藩王墓葬出土物相同,因此可從這一角度推測,此執壺可能也是以前的藩王府所用器物,以受賞賜或其他途徑得到。

  圖12 明龍泉青釉花口大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還有一種青花花口大碗,國內外藏有多件,如香港天民樓的山水圖碗(圖版247)。這種器物的時代應為正統。不過,對這種器物性質的認定還需要討論。由于景德鎮御器廠遺址沒有發現此類物品,因此無法認定其是否官窯產品,看作民窯燒造是理所當然的。但也可從另一角度思考,這種制品無論從形制還是青花繪畫、制作工藝看,都顯得頗為精細,明代龍泉青瓷中也有一種這樣的花口大碗(圖12),是明確的15世紀中期產品。由于天順八年(1464)是一個皇家瓷器燒造下限,可以認為,與龍泉青瓷碗風格基本一致的景德鎮青花花口碗,也可能是借鑒皇家設計樣本予以制作。這種碗也有出土實物輔證,成都東華門遺址就出土有這樣的青花大碗殘器(圖13)。

  圖13 明青花花口大碗殘器(成都東華門蜀王府遺址出土)

  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兩件青花碗也可能有這種傾向(圖版248、249),一件是青花蓮荷紋大碗,一件是山水圖碗,從風格上看,兩件器物不應是一般民窯產品,但與官窯器比較有一定的差距。前者更與武漢江夏區流芳嶺明妃子墓出土鴛鴦蓮池紋大罐青花蓮花和草葉紋畫法十分相似(圖版209),因此此類器物的水準實際上與藩王用器十分相似。不過由于沒有與藩王相關的研究信息,姑且看作民窯產品未嘗不可。

  總之,15世紀中期與藩王有關的瓷器應該是多樣化的,他們生活于地方上,在森嚴的宮廷等級統治下,不可能全部使用清一色的皇家用品。他們使用的瓷器可分成三類:(1)帝王賞賜官窯瓷,(2)皇家為藩王定燒器,(3)民窯產品。從出土和傳世明確的明代藩王用瓷看,就藩各地的王府用器中,第一類較少,第二類和第三類為多。當然,正統至天順產品也不例外。

  目前,對15世紀中期藩王用瓷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對部分地區出土物的認識上,因此,不可能深刻認識這一段歷史情況,這方面的工作仍需進一步深入。

  民窯瓷——皇家禁令與重要產品的界定

  歷史文獻涉及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景德鎮民窯瓷器燒造的不多,而這時期的傳世品和出土物在80年代以前一直少為人知。因此,除了官窯燒造被認為一片空白外,民窯業同樣如此。

  實際上,人們對“空白期”的認識是從民窯開始的。因為傳世及出土瓷器中,不認識哪些是15世紀中期的官窯瓷器,而民窯中有不少具有時代風格的產品,它們最早被鎖定是“空白期”民窯瓷器。尤其是國內一些地區陸續在紀年墓出土15世紀中期瓷器以后,認識開始有了改變。

  過去,研究認定景德鎮民窯瓷產品,燒造時代能往前提的基本上定為宣德,需往后靠的一般定為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或正德燒造。后來,有了“空白期”一說,不少器物被劃歸這個時期,或稱之為15世紀中期產品。

  回望那個年代,剛剛經歷了宣德時期如火如荼大量燒造的景德鎮官窯,在正統初年似乎戛然而止了。官窯的“熄火”,可能使民窯燒造驟然升溫,正統元年(1436)九月“(己卯)江西浮梁縣民陸子順進瓷器五萬余件,上令送光祿寺充用,賜鈔償其直”。這樣的事件,看起來是大好事,進貢瓷器還得到皇家以鈔償還的舉動,從中還可看出民窯業的復蘇是頗為強勁的。

  在這里,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情況,宣德后期,光祿寺所用瓷器可能已捉襟見肘,因此,顧不得朝廷禮儀和規矩,剛剛進獻的五萬余件民窯瓷器,朝廷即刻就命令“送光祿寺充用”,這種官民窯瓷器在皇家膳食機構混用的情況,目前不清楚在明代中期以前是否經常出現,當然,明晚期的“官搭民燒”則應該是十分普遍的。

  盡管這種進貢事例只是個案,但似乎反映了正統初執政者與平民和諧相處的情況。不過,嚴峻的事實很快就出現了,皇家在兩年后的正統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于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這似乎是新皇帝登基,官窯突然停燒、民窯業開放進行大規模燒造后,人們可能忘卻了官家的禁忌,依靠從官窯回歸的匠師,大量模仿官窯瓷器燒造,造成朝廷震怒,出重拳予以打擊。浮梁民進瓷器,是私人納貢,以鈔償還,顯示出了皇家應有的氣概,但兩年后頒布私造官樣瓷器的禁令,則反映了官方不能容忍民間這種大不敬的仿燒風氣。不過可這樣認為,帝王更迭給景德鎮民窯迎來了一個新的契機,正統初的三年內,是當地民窯發展的高峰,經久不息的官窯由于宣德帝的去世終于停燒,民窯業迎來了一個發展的春天。

  可惜,這一切來得快,去得也十分迅疾。從正統三年末開始,民窯業逐漸開始蕭條,雖然私底下仍然有不少民窯活躍于燒造瓷器,但那種官窯風格的瓷器被嚴禁燒造后,人們或許只能轉向燒造那些不在禁止范圍內的瓷器品種。正統十二年(1447)九月,朝廷下旨:“(戊戌)禁約兩京并陜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皿賣與外夷使臣。”這是繼正統三年禁令后的又一個禁令,正統三年是禁止把景德鎮瓷器到“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之家”,而這一次主要針對各地把青花瓷買給外邦使臣的情況,看來當時的瓷器買賣是相當多的。盡管針對的是全國的很多地區,但景德鎮是當時最重要的青花瓷產地,自然也難以排除在禁令之外。

  正統十二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頒發命令:“(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貲,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

  這兩次禁令的時間僅僅間隔三個月,顯然當時朝廷認為仿燒情況已十分嚴重,否則不會下此狠手。后一次禁令是從源頭抓起,也擴大了限制燒造的品種范圍,當然也可證明此前景德鎮民窯還是在燒造各種色彩的瓷器。經過如此三令五申,景德鎮民窯業受到了十分嚴重的打擊,因此在正統十二年歲末,景德鎮民窯業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冬天,廣大窯戶只能勉強制作一些普通用品。可以認為:正統十二年前尚可燒造各色瓷器,正統十二年后這些色彩種類的器物可能不再出現。這種狀況,或許會影響到景泰和天順兩朝。目前所見可肯定為所謂空白期的質量較高或略帶官瓷風格的民窯彩瓷和單色釉器,可能以正統十二年前所燒產品為多。由此聯想,明代景德鎮民窯彩瓷和單色釉瓷較為稀少,也許與朝廷的嚴禁嚴打有關。

  按照如此力度的嚴厲打擊,猜測當時一定有部分與官窯風格十分相似的器物在民窯中燒成,因為官窯停燒后,那些在御器廠供職的匠師回歸了民窯,他們有能力燒制那種與官窯相仿的產品,正統初一定留下了這樣的器物,才造成了朝廷的如此盛怒。不過,目前無法從傳世品中辨認出這種官樣民窯瓷。筆者曾把那些景德鎮戴家弄澡堂工地遺址和一些藩王遺址、墓葬出土的具有官樣特點的產品與之比較,但那樣的器物,在燒造時代上都明顯晚于正統朝,無法證明是普通民窯產品。

  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國內發現了不少所謂“空白期”的瓷器,出土的民窯瓷器數量不太多,質量高的也不多。最關鍵的是,紀年墓出土的瓷器多較差強人意。那些具有典型風格的云氣人物紋制品,幾乎未見出于紀年墓。當然,出土實物也有上等之作,不過,總體感覺高質量的青花產品不多。

  從彩瓷方面看,這時期的紅綠彩是彩瓷的主流,但傳世不多。

  國內的出土物能予肯定為15世紀中期的彩瓷制品很少,但四川平武縣古城小坪山王璽家族墓出土的瓷器具有重要的考古和斷代研究價值。王璽家族墓出土的重要瓷器不少,除了一件被定為正統—景泰的青花盤外,還有被定為景泰時期的青花歲寒三友紋托杯、海濤紋爐白釉象耳方瓶、爵杯等都是頗為精美的器物,其中的杯托則是從未發現的屬于這一時期制作的少見形式。當然,王璽家族墓最重要的出土物是三件紅綠彩瓷器,一對梅瓶和一件罐。筆者2018年6月在位于四川深山內的平武縣對這些從未離開過當地的瓷器進行了考察研究。可能由于彩瓷的烘燒溫度不高和墓葬濕度等原因,3件器物的彩繪出現褪色現象,失去了原來鮮艷的光彩。這兩種形式的紅綠彩器是目前所見15世紀中期彩瓷中絕無僅有的,是迄今發現體量最大的明代早中期紅綠彩瓷器,也是明代民窯彩瓷中有代表性的產品。明王朝在當地的地方土官(龍州宣撫司僉事)王璽,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經由他父子不懈努力后建成的平武報恩寺,是一所氣勢恢宏、迄今保存十分完好的明代建筑群,給后人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據墓葬出土買地券等文字記載,王璽生于明永樂三年(1405),卒于景泰三年(1452),下葬于天順八年(1464)。王璽的家族墓地規模龐大,出土物面貌也較為清楚,僅出土瓷器一項就達89件36,這3件紅綠彩器就出于王璽墓中,它們的燒造年代無疑是在景泰至天順年間,具有時代標桿作用。

  以前的研究中,有專家曾關注過上海博物館的紅綠彩花卉紋梅瓶,這件器物早年曾被定為嘉靖民窯燒造,在1995年上博新館陶瓷館開館展出時改為15世紀中期燒造,與王璽墓出土紅綠彩時代相仿。由于保存完好,紅綠彩依然鮮麗。

  從國內外目前的收藏情況看,“空白期”民窯瓷器不可謂不多,可在許多地方找到所謂“空白期”的民窯瓷器,國內外不少博物館、美術館都有收藏,但燒造質量高的不太多見,這可能與正統朝皇家的嚴厲限制甚至打擊有關。

  關于15世紀中期的一大批傳世瓷器,有必要進行討論。80年代以后,國內外一批青花梅瓶、大罐等器物陸續受到關注,人們逐漸把這些主體畫面繪有人物形象和樓閣、器身繪有云氣紋、腹下部繪蕉葉紋或海水紋的器物定在15世紀中期燒造產品,這種在工藝上略顯粗率的產品,基本上都可斷定為民窯器。不過,1996年景德鎮明代御器廠舊址(珠山南麓保護房)采集到了少量所謂“空白期”風格人物圖瓷器碎片(圖版200),與傳世那些器物紋飾十分接近。這使得傳統的認識受到了挑戰,我們似乎要重新評估過去對這種瓷器鑒定的準確性了。

  另外,國內外博物館也有一些類似產品,如上海博物館所藏青花琴棋書畫圖罐,系胡惠春先生捐贈,時代曾定為宣德,相似風格的器物有:三十多年前在日本大阪萬野美術館見過一件相似之物;東京戶栗美術館也藏有一件青花仕女圖大罐,畫面與上博藏品基本相同,但罐身較小。相似器物還有青花梅瓶,此次來滬展出的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所藏梅瓶(圖版235),瓶體所繪仕女,與戶栗藏品十分一致。還有一些類似裝飾風格的器物,有的制作精致,制作工藝水平都較高,罐、瓶下部的蕉葉紋也相同。如果這種器物是15世紀中期官窯,那確實可增添不少官窯器。至于青花葫蘆瓶,國內外收藏中有一定數量。這種器物以前均被看作民窯產品,不過由于相似器物出土于御器廠遺址,對此類制品的屬性可能需要重新評估。

  御器廠遺址內出土的一件青花纏枝蓮紋葫蘆瓶(圖版47),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出,類似這種風格的產品,過去一直被看作民窯器,但此器在御器廠遺址出土,就很難說相同的產品一定都是民窯器了。另外,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有兩件15世紀中期青花瓷,其中一件就是與御器廠遺址出土物風格接近的纏枝蓮紋葫蘆瓶(圖版6),還有一件是青花蓮托八寶紋罐(圖版8),下腹部有一周十分常見的蕉葉紋。有專家認為,兩件器物均屬15世紀中期官窯產品,江建新研究員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考察以后認定并推薦在本次展覽借展。不過,東博這兩件器物被肯定為官窯燒造,筆者還是受到了震動,因為在我們過去一直稱為民窯的器物中也有類似制品,這一情況實際上影響到了一大批畫山水人物和花卉紋的產品。這些產品,不論精粗,過去全部被看作民窯。但由于御器廠出土類似器物和帶人物與云氣紋標本,情況就變得復雜了。根據目前這種情況,可以說,官窯和民窯都燒造過這樣的器物。如何來區分這種界限呢?

  經過這幾年的調查和考察,所見具有類似特征的不同紋樣青花器很多,有精有粗,質量較高的器物如上海博物館藏琴棋書畫圖大罐(圖版227),日本戶栗美術館藏同類題材制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松竹梅紋罐(圖版224)、八仙慶壽圖罐、纏枝蓮托八寶紋罐,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波濤海獸紋罐(圖版225)、香港天民樓藏孔雀牡丹紋大罐(圖版226),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仕女圖梅瓶等。不過,這些器物都不是明顯的官樣制品,有的底部露胎處制作粗糙。對這種器物的燒造性質,可說是很難區分的,目前只能按燒造質量來區分哪些是官窯,哪些是民窯產品,但中間的界限無法確定。而且,民窯中也一定會有精細產品,不是所有器物都是粗品,因此這一問題在短時間內可能難以解決。同時,我們可能不得不從當年民窯仿燒這一角度考慮。

  過去所謂的洪武到宣德的民窯青花瓷器燒造,從不認識到認識,又從認識到懷疑,轉而從肯定到否定,我們似乎離真相越來越遠。傳世和出土的不少正統紀年款器給予了我們信心,盡管民窯業很少燒造出十分精美的產品,但整個15世紀中期的民窯紀年瓷給我們帶來了歷史的延續性和明確的時代印記。

  民窯瓷器中,來自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有“正統二年”墨書紀年的青花大罐(圖版222),是十分令人矚目的器物,它似乎可讓我們看到景德鎮明代早中期民窯燒造有一個承上啟下的時代節點。

  當然,還需提到北京故宮博物院“天順年”和山西博物院“天順七年”紀年的兩件青花文字香爐(圖版250、251),還有香港藝術館有47字題記的天順五年青花螭龍牡丹紋瓶(圖版242),使明確屬于天順民窯燒造的瓷器有了更多更明確的例證。

  另外,上海博物館藏有上海地區出土的青花花卉紋玉壺春瓶(圖版243),是典型的15世紀中期民窯產品,這種器物風格完全仿燒永宣官窯風格,但制作稍粗,不過類似產品的發現并不多。這種瓷器在上海地區出土,頗為難得。

  屬于15世紀中期的民窯產品在國內外公私收藏中實際上還有很多,可以說,這個時代給予后人留下的物品并不比明代其他朝代少,甚至比永樂、宣德、成化朝更為豐富。因為與先前的永、宣和以后的成化朝如火如荼大量燒造的情況相比較,正統至天順的官窯燒造相對較少,反而民窯產品可能燒造得更多。所以,整個15世紀中期的民窯相比較而言還是頗為興盛的。

  通過對明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景德鎮瓷器燒造歷史的考察和對相關傳世品及出土物的研究,可以認為,這雖然是一個曾經缺乏認識的、模糊的燒造歷史階段,現在通過研究,我們已大致明了:與明代連續燒造的時代相比較,它也屬于一個相對正常的多彩燒造時代,是一個重新散發出光彩的時代。這時期燒造的不少官窯精美產品,堪與永樂、宣德、成化等朝瓷器相媲美。與之相對應,這一時期與藩王有關的瓷器和大量民窯產品,則反映出景德鎮瓷器的整體燒造也曾呈現過欣欣向榮的局面。

  (原標題為《明正統、景泰、天順景德鎮瓷器及相關問題》,原刊于展覽配套圖錄《灼爍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圖版”處配圖略,詳見圖錄。原文有注釋,本文未予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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