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乃青:民國權貴與定制瓷

2019年10月22日 10:19 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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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藝術市場

現存部分洪憲瓷款識現存部分洪憲瓷款識
元代卵白釉印花“樞府”款折腹盞  高4.5cm 口徑11.5cm元代卵白釉印花“樞府”款折腹盞  高4.5cm 口徑11.5cm

  瓷器生產者根據瓷器需求者的特定要求進行瓷器的設計、制作,即被稱為“瓷器定制”。

  民國時期的權貴瓷器定制,是官、商、藝的相互折衷與妥協,由個人、機構的定制需求為動機,在權力主導下,利用手工藝生產的方式,以及商業流通的法則,瓷器產出后,以權貴階層的接受為終結。

  在“權貴瓷器”的制造過程中,“權”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與“貴”所象征的經濟財富難分難舍,而“瓷器”則又載寓藝術的真善美,三者兼舉合一,權貴定制瓷方得產生。

  妙品玉成誰主使

  瓷器定制古已有之,定制主體多為皇室、官府,唐代邢窯“官”字款器物,宋代汝窯、鈞窯的“奉華”“聚秀”“重華宮”款識器物等,元代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定制的“樞府”款瓷器、元文宗時期設立掌管皇家祭祀的太禧宗禋院定制的“太禧”款瓷器、東宮詹事院下轄軍事機構左衛率府官府定制的“東衛”款瓷器。明、清兩代,皇帝直接下令定制瓷器的史實更不勝枚舉。

  時至民國,中國瓷業整體衰頹,但因掙脫了皇權桎梏,解放了生產力,景德鎮瓷業有所發展。在景德鎮定制高品質瓷器的個人定制者主要為當時的權貴人士,此外,各類機構、團體也參與其中。

  “靜遠堂制”款黃地軋道開光花鳥蘿卜瓶

  民國時,掌控政治權力,坐擁可觀私人資產的人,可稱為權貴人士,他們定制的瓷器就是權貴瓷器。袁世凱所定制的洪憲瓷,其知名度和社會關注度最高,也是民國權貴定制瓷器中傳世數量較多、品質較精良的一批器物,包括“居仁堂制”“洪憲年制”“洪憲御制”等款識的瓷器。

  據張伯駒的《袁世凱登極大典之籌備》中記載:“袁世凱在用洪憲年號后,即籌備登極大典儀禮……郭葆昌又進言應制洪憲瓷器,以為開國盛典,袁乃任郭為景德鎮關監督,專司其事。”郭葆昌奉大典籌備處之令,擔任陶務官,負責具體的定制設計和監管行為,他“精于古物鑒別,對瓷器尤有特識”,他藏有大量瓷器,并有自作瓷“陶務監督郭葆昌謹制”款瓷器,其于瓷器鉆研用力之深厚由此可見一斑,因此,他“得以在 1915 年至1916年為袁世凱燒制了4萬多件洪憲御瓷”。這些瓷器, 都是為袁世凱炮制“洪憲”帝制,粉飾“登基大典”,以及作為贈送各國駐京公使的禮品之用。

  據郭葆昌外孫馬常回憶:“民國五年,袁總統洪憲時代,曾設陶務監督署。帝制敗,署亦撤焉,隨著‘洪憲’帝制的曇花一現,已成了稀世珍品。”洪憲瓷是帝王身份的象征,也見證了袁世凱的破滅,堪為民國瓷器定制的濫觴。袁世凱的后繼者,徐世昌、曹錕均曾于景德鎮定制瓷器,并聘瓷藝名家參與制作,徐世昌的“靜遠堂”款瓷器和曹錕的“延慶樓”款瓷器均有流傳,當今文玩界俗稱“總統瓷”。

  此外,末代皇帝溥儀于天津同泰祥古玩店定制仿古瓷,1934年于偽滿洲國舉行“登基”儀式后,曾定制“開國紀念瓷”。民國中后期,宋慶齡、汪精衛、蔣介石、陳立夫等當時的軍、政界顯要也曾以個人身份定制過陶瓷,如宋慶齡和陳立夫曾定制過紫砂陶器,汪精衛定制“雙照樓”款瓷器,蔣介石曾定制“蔣”款瓷器。

  除因個人需求而進行定制之外,國家或地方政府等權力機構也出于各種目的進行瓷器定制。如在民國時期,江西省政府曾為向蔣介石獻壽,定制“蔣”款祝壽瓷。政府機構的瓷器定制行為,多由權貴發起,尋覓專業瓷人代為制造,充分體現出定制者的個人需求。

  民國時期,古玩交易興盛,各類商業機構為滿足權貴對瓷器的需要而進行定制活動。如古玩商主辦瓷器展銷會,可按買家需要照樣定制。又如當時京津地區的古玩商,為迎合權貴群體內的古瓷收藏,將真瓷發至景德鎮照樣仿制后以假亂真,牟取暴利。這一定制行為即滿足權貴的個人需求,又可獲取商業利潤。古玩店鋪一類的商業機構是商業性瓷器定制活動的重要中介。

  不計工本品自高

  充足的物質條件和一定的文化修養,是權貴人士定制瓷器的前提,權貴定制瓷器可謂制作工藝最為精良、品質最為優越的。

  以洪憲瓷為例,據張伯駒回憶,洪憲瓷“胎極薄”“以胎質太薄,燒造時損失甚巨”,其胎質可達清代御窯瓷的水準。

  民國時曾赴中國考察瓷業的日本瓷學家上田恭輔在《支那陶瓷研究之手引》中記述:“今日市場之物,大抵為摹仿品或后世之偽造物。若作為參考標本購入,與其購古月軒之物,不如購袁世凱民國四年即帝位制以送外國使臣有‘洪憲年制’款者為宜。”

  袁世凱死后,洪憲瓷的市場價格猛增,上田恭輔提及:“袁世凱沒落的當時,此種古月軒風的綠釉五彩或黃地粉彩精品,高約一尺的花瓶,僅值二三元,近來已增至十倍,而且,若就瓷器的價值而言,二三十元亦甚便宜。”可見時人對權貴定制瓷的認可。

  鐵骨泥地堆貼金飾開光粉彩開光如意耳瓶

  口徑11.8cm  足徑13.8cm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定制者的需求決定產品的樣貌。民國權貴人士的瓷器定制動機往往涉及政治目的,他們通過行政手段向代理機構或個人下達定制指令,舉一地甚至一國之力,保障器物工藝品質的精湛。

  1946年,蔣介石曾詳細詢問圣忠學校(江西省陶瓷專科學校)校長汪璠景德鎮瓷業和陶校情況,當問及如何制作出符合國禮標準的瓷器,汪答:“只要不計工本,不計時間,就可以登峰造極。”蔣深以為然。

  此后,蔣下令制造用于外事活動的國禮瓷,考慮到中西文化的差異,他又提出:“器型和畫面要體現中國傳統的風格,又要為英國人所能接受,制作要達到御窯的水平。”民國時期權貴定制瓷器樣式多變、中西兼容的特征,從中可見一斑。

  蔣介石指派江西省政府負責組織瓷器專家設計、生產國禮瓷,要求“應參摹宋清時代名瓷作風,以莊嚴華麗能象征中國悠久文化,表現勝利紀念為原則。制造方式宜采:分制磁胎,集中彩繪為法”,受雄厚財力的支持和行政指令的層層規劃,以國禮瓷為代表的權貴定制器物呈現出富麗華貴、雅俗共賞的面貌。

  用途多樣應所需

  權貴瓷器的功用可分為自用、紀念、饋贈禮賓三類,對應權貴人士的不同定制需求。

  自用指權貴階層人士定制瓷器以供自己使用,所定制的瓷器可稱之為自定自用瓷。“自用”是多數權貴定制瓷器的普遍目的,能夠最為直接地反映瓷器定制者的審美需求和品位。

  如袁世凱的“居仁堂制”、徐世昌的“靜遠堂制”、曹錕的“延慶樓制”款識瓷器(1923年,曹錕曾出重金聘潘為其彩繪文房用具,這批瓷器不確定是否為“延慶樓制”款識瓷器)以及蔣介石定制的“蔣”款瓷器。上述瓷器既有餐飲用具,又有陳設用器,其中也有一些文房用品,如洗、筆擱、筆筒、印盒等,從中也可洞見民國權貴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修養。

  從權貴階層對瓷器藝術的喜好可以體會到他們對藝術的喜愛和支持,徐世昌曾贊助湖社,熱衷于資助傳統藝術事業。史料中見多處相關記載:“前大總統徐公,以其提倡國粹,獎掖后進,出資相助,以成其美。”北京湖社會員周懷民“商于前大總統徐世昌氏,得其贊許及贊助”,“徐寓居天津后,每年夏天,周總是將一批名家繪制的扇面送到天津,以徐鑒賞。”

  由此可見,權貴階層贊助書畫家、購藏書畫的行為與其定制藝術瓷的喜愛具有相同的性質,反映出了他們本身藝術內涵和對瓷器藝術水準的需求。而最具傳統文人氣息的器物當屬紫砂壺,臺北藏家朱家聲藏有兩把紫砂壺,稱其為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陳立夫于1930年在宜興定制,由民國制壺名匠裴石銘制作,陳立夫本人題款,一把自留把玩,另一把送給秘書。

  據悉,陳立夫在國民黨撤離大陸前夕曾赴宜興定制過4把紫砂壺帶往中國臺灣,可見其對紫砂的喜愛,由此反映出民國時期高層官僚的文化品位,及其內心所潛藏的文人情懷。

  除了直接定制完整器物,權貴人士也會根據自藏的已有器物定制一些配件以補器物殘缺,“宋慶齡收藏的瓷器中,還有幾件她十分珍視。這就是她結婚時,母親倪桂珍給她的陪嫁——一套五彩咖啡具。這套咖啡具的有趣之處在于:盤是乾隆年間的;壺和奶罐是光緒年間的;糖罐和杯是九江華昌瓷廠補制的。盡管出自三個不同的年份,整套瓷器仍儼然一體。”

  宋慶齡定制與原器物功用相匹配的糖罐和杯,勢必要求后配器物盡量與原器物的藝術風格保持一致,比如,必須是五彩,必須與原器物的尺寸相類,此事不僅反映出特殊的瓷器定制目的,也折射出權貴階層瓷器收藏的獨特方式。

  除自用外,于瓷藝頗具造詣的專家學者也會直接設計、燒制自用瓷器,如前文所述為袁世凱燒造洪憲瓷的“中華帝國”陶務監督郭葆昌,曾為自己燒制了一批瓷器,為數不多,見有瓶類,均與“居仁堂制”款器類同,署款為紅彩篆書“觶齋”“觶齋主人”“郭世五”圍框方章,或“陶務監督郭葆昌謹制”方章訌彩楷書款,可見其對瓷器的喜愛。民國古陶瓷學者葉麟趾先生也曾在自己家中搭窯試制瓷器,其自制自藏“汲古堂”款識瓷器仍有存世。

  根據自己的意愿確定器物形態以制造符合自身喜好的瓷器,是能夠充分滿足定制者精神訴求的行為。針對瓷器的使用者和使用方式不同,定制需求亦不盡相同,瓷器的功用也會隨之改變,“自定自用”的定制瓷器能夠最為直接地反映出瓷器定制者的定制目的和定制需求。

  紀念瓷器,指個人或團體為紀念(祝賀、宣傳、供奉、抗議)某重要人物、團體、事件而進行陶瓷定制,此類瓷器按其定制目的分類,可被稱為紀念瓷。

  在民國時期,因定制需求的差異,定制瓷器表面寫有各類短語、詩文、口號、賀詞、禱詞、吉祥語等。不僅能夠從中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民俗和文化風尚,而且體現出定制者的生活狀態、社會地位和價值取向。

  如袁世凱的“洪憲年制”“洪憲御制”款瓷器,溥儀的“康德年制”瓷器,均是民國時代極為特殊的具有“開國瓷”性質的定制瓷器,定制者以此紀念、祝賀、宣傳“改朝換代”這一極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是對封建社會官窯定制的一種繼承和延續。相類似的是,大總統徐世昌和曹錕的定制瓷器也具有紀念、祝賀就任一國元首的定制目的。

  還有為紀念重大戰爭勝利的而定制的紀念瓷,器物上多題有宣傳性口號,如為紀念辛亥革命勝利而生產的粉彩“光復大漢”楷款紀念杯,紀念抗戰勝利的“挽回利權”楷款瓷器。

  1946年7月,蔣介石下令,由陶校負責設計一批紀念抗戰勝利的瓷器。上海《民國時報》在頭版刊登了中央社從牯嶺發出的通稿。文中載:“景德鎮之舊御窯,將改為國營瓷窯,此乃蔣主席接見圣忠學校(江西省陶瓷專科學校)校長汪時所指示者。主席對景德鎮瓷業現況,備極關懷,謂國家欣逢勝利,應有名瓷分送盟邦,以志慶典。此次名瓷須仿乾隆時代作品風格。磁質力求細薄,色調務須高雅。蔣主席并面諭汪校長從速與贛省府洽辦,積極進行。”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建設廳、浮梁縣政府及景德鎮制瓷業,對此事格外重視,由省政府指定五區專署、陶瓷學校,并聘請瓷業專家若干人成立勝利瓷設計委員會負責設計,這批瓷器也受到國內權貴人士的喜愛,一些高官也以個人名義在景德鎮原樣定制。

  兼具紀念與饋贈功能的國禮瓷器

  個人將瓷器作為禮物饋贈他人或政府機構將瓷器作為國禮贈予權貴、外賓,以這兩種目的而定制的瓷器,可被稱為禮品或禮賓瓷器。

  瓷器可作為珍貴禮品進行饋贈,在人際交往中,禮品瓷的贈予可聯絡雙方感情,因禮品需考慮受贈者的個人喜好以及贈予者與受贈者間的關系,因此,定制禮品瓷在民國時期較為常見,如洪憲瓷雖為袁世凱自用,但其中一部分“燒成后分賞簡任官吏各一件”,袁世凱在十三女袁經禎3歲生日時贈予她多件“居仁堂制”底款的粉彩瓷碗、瓷盤。

  權貴瓷器中,大量存在寫明贈予行為以及贈予者與受贈者姓名、身份的瓷器,如彩瓷名家潘匋宇所繪的寫有上百字題記的瓷板畫,題記中有“潘君以藝圖見贈”,當是潘匋宇1925年為友人所畫,又如一尊1940年贈予蔣介石的粉彩百花錦地開光象耳瓶,器腹兩面有圓形開光,內以粉彩繪人物及山水紋飾,一面墨書“共慶寧馨,民國廿九年一月以奉介公專座賜存。浮梁縣立陶瓷職業學校校長方大瀛敬獻”。另一面墨書“山高月小水悠悠,載酒重來赤壁游,指點前番歌舞處,江水不復舊時秋。林瑞生畫于珠山客邸”,底款為“浮梁縣陶校制”。這一具有濃厚文人畫氣息的瓷器紋飾更體現出瓷器贈予者及受贈者的文化品位。

  “靜遠堂制”款粉彩麻姑獻壽橄欖瓶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向領袖獻壽敬禮是具國家性質的政治活動。賀壽瓷是重要的具有紀表壽辰目的的定制瓷器,以江西省政府1946年定制的為蔣介石賀壽的瓷器為代表。

  據檔案記載,時任江西省統計長劉南溟等人為此事專門呈文省政府,“獻壽瓷器,擬制繪元首五彩金身瓷板像一座,瓷板高約七尺,配制精致框架;并仿乾隆錦地開光‘萬壽無疆’款式,精制中西餐具若干套。”由于蔣介石喜歡乾隆時百花錦地裝飾風格,故獻壽者投其所好。各地政府定制瓷器獻壽,是歷代皇帝賀壽典禮規程在民國時期的延續,可見皇權專制思想在當時的殘存。

  而在外交活動中,中國政府將瓷器作為貴重的國禮贈予國外政府首腦,以促進和改善兩國邦交。國禮瓷器往往代表國家形象,因此其不僅有較高的品質要求,均需針對不同的外交關系和環境,以及受贈者的身份地位進行定制生產。

  如1915年景德鎮瓷塑名家黎勉亭應袁世凱之請赴京,歷時半年塑成英王喬治瓷像,神形逼肖,毫發皆似。民國時期,外交活動頻繁,蔣介石在批示定制抗戰勝利紀念瓷云:“國家欣逢勝利,應有名瓷分送盟邦,以志慶典。”可見勝利瓷是兼具紀念與饋贈雙重功能的國禮瓷器,其曾被贈予包括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內的各國首腦,此類瓷器亦具有禮賓性質。

  爾后,國民政府定制了多批禮賓瓷,均由景德鎮陶瓷專科學校承接,包括贈予前美國駐華特使、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西餐用瓷,英國伊麗莎白公主(伊麗莎白二世)等結婚禮品瓷,和以教育部長朱家驊名義贈與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故居的禮品瓷等。

  1947年11月16日,以宋美齡名義贈予英國伊麗莎白公主的賀壽瓷得到公主本人贊譽:“我非常喜歡它們的圖案設計,此外,這些瓷器質量之高,恐怕只有中國才能生產出來。”

  民國“汲古堂制”款粉彩花卉紋瓶

  無論是個人自我享用的權貴瓷器,還是用于饋贈的禮品瓷,或是在外事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禮賓瓷,均是向外界傳達個人或集體的審美情趣和文化觀念的物質媒介。

  而與自定自用類瓷器不同,以饋贈為目的的定制瓷器,定制者必須將受贈對象的喜好為考慮在定制需要內,從而使饋贈行為發揮最大的社會功能,從而拉近定制方與饋贈方的距離,穩定二者間的人際或邦交關系。禮賓瓷通常也具有紀念瓷的性質,因其所凝結的豐富文化內涵,禮賓瓷往往具有著塑造和完善國家形象,延續和傳播傳統文化的媒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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