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生活情趣與藝術技巧大多表現在宋人小品上

2020年01月06日 09:14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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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永神遙明小品》是學者吳承學研讀晚明小品文的札記隨筆集。他認為小品文是晚明文人心態的形象寫照,其在傳統古文“文以載道”的軌轍之外另立一宗,以悠然自得的筆調和漫話絮語的形式體味人生。本文摘自該書,原題為《追源溯流說文體》,由澎湃新聞經領讀文化授權發布。

  小品,這是人們比較熟悉同時也不甚了了的文體。我們都知道哪些作品叫“小品”,但假如要為“小品”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卻是一道不易解答的問題。

  細究起來,“小品”是一個頗為模糊的文體概念,它不像小說、戲曲、詩詞、駢文等那些文體,在藝術形式上有某些鮮明具體的標志與特點。其實更準確地說,“小品”是一種“文類”,或者說是寬泛意義上的文體,它可以包括許多具體的文體。事實上,在晚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許多文體如序、跋、記、尺牘乃至駢文、辭賦、小說等幾乎所有的文體都可以成為“小品”。不過,綜觀大多數被稱為“小品文”的作品,仍然有其大體上的特點,但這種特點不是表現在對于體裁的外在形式的特別規定,而主要在于其審美特性,這種特點一言以蔽之曰:“小”。這便是篇幅短小,文辭簡約,獨抒性靈,而韻味雋永。

  我們今天所謂的“小品”是一個文學概念,但它卻是來源于佛經的。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文學》引釋氏《辨空經》說:“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鳩摩羅什翻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有二十七卷本與十卷本兩種,一稱作《大品般若》,一稱作《小品般若》。所以“小品”的原意是與“大品”相舉而言的,小品是佛經的節文。小品佛經因為簡短約略,便于誦讀、理解和傳播,故頗受人們的喜愛。如六朝的張融《遺令》就寫道:“吾平生所善,自當凌云一笑。三千買棺,無制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臨死尚念念不忘“小品”,可見其受歡迎之一斑,但“小品”一詞在當時并不具備文學文體的意義。這種情況延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了晚明,人們才真正把“小品”一詞運用到文學之中,把它作為某類作品的稱呼。這可以從當時的出版物的名稱得到有力的旁證。晚明有不少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子,專集如陳繼儒的《晚香堂小品》、陳仁錫的《無夢園集小品》、王思任的《文飯小品》、潘之桓的《鸞嘯小品》、朱國楨的《涌幢小品》等;選本如王納諫的《蘇長公小品》、陳天定的《古今小品》……而小品文在晚明也從古文的附庸獨立而成為自覺的文體。

  為什么小品會在晚明勃然興盛,這有其文學內部的原因。一方面明人繼承了中國古代散文的優秀傳統,另一方面,又創造性地賦予小品以獨立的藝術品格,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小品的藝術特性,使小品成為一種富于個性色彩、表達相當自由的文體。

  楊柳依依,綠樹成蔭,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長成的,溫潤的氣候和肥沃的水土還需要種子和時間的培育。盡管小品一詞到了晚明才具有文學文體的內蘊,但從文學內部發展來考察,中國古代小品文可謂源遠流長,關于小品文的起源有人甚至追溯到諸子散文,如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小品》中就認為在先秦諸子和一些歷史典籍中,已有小品文的雛形了。比如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認為此一章只一句話,即可認為是文學的,我們可目之為文學中之小品。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他認為此章僅兩句,但亦可謂是文學,是文學中之小品。(《中國文學講演集》)先秦諸子那種情味雋永的格言式語錄,從廣義的小品文形式來看,也可算是此中珍品。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出現大量可真正稱為小品文的文章,除了《世說新語》之外,像陶潛的《桃花源記》、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吳均的《與朱元思書》乃至《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中的篇章,它們不但是成熟的小品文,而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佳妙絕倫的境界。而在唐宋的散文中,小品杰作更是數不勝數了。

  晚明小品盡管淵源久遠,但在前代作品中,六朝小品與宋人小品對晚明小品影響最大。

  首先特別值得一提的當然是《世說新語》一書。此書在晚明影響很大,被文人們奉為圭臬,成為名士、文人清談的經典。如邢侗在《刻世說新語抄引》中說:“蓋自隆、萬以來,而《世說新語》大行東南天地間,若發中郎之帳,而斫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談,士不授不得稱名下也。”晚明人之所以喜愛《世說新語》,主要是因為喜愛魏晉的清談風氣和放達之風,但同時也與喜愛其文采風流有關系。《世說新語》精要簡遠,高情遠韻,令人回味不已。晚明小品也喜歡采用《世說新語》式的語言,如孫七政的《社中新評》,品評了四十三位詩社中的詩人,如:

  莫廷韓為人正,如淮南小山作《招隱》,悲懷遠意,不出騷家宗旨。而以氣韻峻絕,獨稱高作,宜其為風流宗。

  張仲立為人才高燦發,而托意幽玄。正如冰壺秋月,本宜著煙霞外去,乃強使適俗,故少年即多子建憂生之嗟。

  張幼于為人好賢如渴,有古人風。前輩風流,蕭索殆盡,若非之子,吳門大為岑寂。是于我輩中,有中興功。

  康山人幽致灑然,直意其閑猿野鶴群耳;及為君死友萬里負骨,竟有鐵石心腸。豈惟山人,抑且國士。(《明文海》)

  這種品評都是重精神而略皮相,以匠心獨運的形象性語言,來反映人物的風神個性,頗得《世說新語》之髓。

  晚明小品中書札也明顯受到《世說新語》的巨大影響。現以《尺牘新鈔》中刊載的晚明書札為例: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煙小結,墨花粉吐。梧桐蕭蕭,與千秋俱下。

  詩文非怨不工。我于世無憾,遂斷二業。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小窗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幼清,不若元常軒后,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卷之二·宋懋澄)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憤。每一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雨中抱郁,且人境塵喧,悲秋之士,極難為情也。稍朗霽,西出圖面。不盡縷縷。

  仆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卷之二·莫廷韓)

  入夏暫學閉關,益懶酬對。馳思足下,如暑月涼風,招搖不能去懷抱。(卷之四·茅維)

  這些語言正得六朝之風流余韻,不管是有意模擬還是無意識的影響,總之形神兼似《世說新語》,有些甚至置于《世說新語》之中,也并不多讓。

  與六朝文相比,明代在文化上的聯系與宋代更為密切,宋代散文小品對于晚明小品的影響更為直接也更為廣泛。宋代散文繁榮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宋人的筆記、筆談、雜記、筆錄、 隨筆極多。而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這幾位文學大師的隨筆作品對晚明文人的小品創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歐陽修那些尺牘、題跋、隨筆、札記涉筆成趣,優美而雋永,具有一種搖曳的“六一風神”。東坡的散文短制如行云流水,純任本真;蕭散簡遠,高風絕塵,不求妙而自然高妙。它們雖然不以小品命名,而實是小品文中的無上佳作。徐渭最佩服東坡,他在《評朱子論東坡文》中說:“極有布置而了無布置痕跡者,東坡千古一人而已。”明人王圣俞在選輯《蘇長公小品》時說,“文至東坡真是不須作文,只是隨事記錄便是文。”東坡小品兼有魏晉之灑脫和六朝之雋永,而自成一家。東坡對于晚明各種流派的作家都有巨大影響。虞淳熙曾生動地比喻說:“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為若士身,得其燦眉;一為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璧府,散煒布寶。”(《徐文長文集序》)這正是形象地說明在晚明許多著名作家身上,都得到東坡某些方面的藝術真傳。

  宋人優秀的作品,為晚明小品創作提供了藝術上的借鑒。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華。袁宏道在《答梅客生開府》中寫道:“邸中無事,日與永叔、坡公作對。”袁中道《答蔡觀察元履》把蘇軾的作品分為“高文大冊”和“小說小品”,并明確地表明自己的審美興趣:“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在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蘇東坡對于明人影響,首先在其放曠瀟灑、豪放樂觀的文化人格方面,而在文學方面,東坡也是晚明小品作家的導師。東坡小品的蕭散自如,高風絕塵,自是晚明小品作家所傾慕不已的,東坡的幽默與機智也是晚明文人所喜歡的風格。東坡往往是以幽默、滑稽來排遣、化解憂愁和苦悶。古人稱東坡“以文筆游戲三昧”(《庚溪詩話》),又說“東坡多雅謔”(《獨醒雜志》),而東坡的不少作品都標明是游戲之作。晚明小品受到蘇東坡小品很大的影響,染上幽默和游戲色彩。晚明的嘲謔、雅謔對象有詩朋文友、酒侶茶伴,既可嘲人,也可自嘲,增添社交生活中的樂趣。

  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之四中“山靜日長”一段文章: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粳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現代作家郁達夫在其《清新的小品文字》一文中引用了以上這段文字之后評論道:“看了這一段小品,覺得氣味也同袁中郎、張陶庵等的東西差不多。大約描寫田園野景,和閑適的自然生活以及純粹的情感之類,當以這一種文體為最美而最合。”(《閑書》)事實上,我們在晚明小品中所看到的生活情趣與藝術技巧,大多已經充分地表現在宋人小品之中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藝術地感受和表現自然與生活方面,宋人小品也是晚明小品的前驅。

  題跋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始于唐宋。明人吳訥《文章辨體》說:“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后之名。迨宋歐、曾而后,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鑒》《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從小品藝術的角度看,宋人的題跋對晚明小品文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晚明人喜歡蘇、黃,主要喜歡其題跋一類的小品。鐘惺《摘黃山谷題跋語》文中認為,題跋之文,可以見出古人的精神本領,“其一語可以為一篇,其一篇可以為一部。山谷此種最可誦法。”而從黃庭堅的題跋中,可“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于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為妙”。陳繼儒也說:“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 其次尺牘,其次詞。”(《蘇黃題跋小序》)其鐘情于宋人題跋,于此可見一斑。明人毛晉所輯的《津逮秘書》,以宋人的題跋為一集,并在《東坡題跋》的附識中稱蘇東坡、黃庭堅為“元佑大家”,又說:“凡人物書畫,一經二老題跋,非雷非霆,而千載震驚,似乎莫可伯仲。”題跋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其形態短小靈活,不拘格套,符合晚明人的興趣,這也是晚明出現大量題跋作品的一種原因。

  我有一種看法,以為明代文學受唐宋影響極大,但在不同文體之中,影響又頗有不同。明代的詩歌受唐詩影響最大,而明代的散文似得益于宋文者最多,小品文也是其中的例子。

  《旨永神遙明小品》,吳承學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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