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的文房器用:仲將墨與韋誕筆

2019年08月07日 07:34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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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麗芳

  書圣王羲之年少時用什么筆,又用的是什么紙與墨?

  魏晉時期的筆墨紙硯到底是什么樣的風格,與現在的差別有多大?本文從魏晉時期作為文房器用的筆、墨、紙、硯四個方面著手考略,表達了魏晉六朝雖為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在文房器用方面卻日趨精良,呈現新風尚。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為自由、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宗白華)盡管政治上混亂黑暗,但是經濟、文化、工藝依然曲折前行,民族交流融合加強,文藝興盛,出現了一大批風流名士,文學、書法交相輝映,人才輩出。“士人并以文義為業”(沈約《宋書·宗愨傳》)。文人追求書法美成為自覺的藝術實踐活動,此景之下,文房器用日趨精良,呈現新風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筆作為文人日常書寫工具,在魏晉時期工藝相當成熟。

  東晉毛筆,筆桿25.5厘米、筆頭6厘米、筆套25厘米,甘肅省考古研究所藏

  一、魏晉時期的筆

  提及魏晉毛筆不得不說此前毛筆的制作和使用情況。魏晉較之前有沿襲也有創新。毛筆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彩陶有些紋飾還能看出筆鋒,應為毛筆類所繪。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毛筆實物屬于戰國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湖南長沙左家公山出土毛筆和湖北荊門包山楚墓出土毛筆。左家公山出土毛筆,筆桿一端劈成數片夾住筆毫,外面用絲線纏繞,再涂漆固定;包山出土毛筆比左家公山出土毛筆制作有了改進,包山出土毛筆在筆桿的一端挖出空腔,將筆毫束成有筆尖的筆頭,用漆固定在空腔中,解決了筆頭的固定問題。后世毛筆的制作基本沿用把筆頭固定在空腔中這一方法。

湖南省長沙市左家公山戰國楚墓出土的毛筆與竹管湖南省長沙市左家公山戰國楚墓出土的毛筆與竹管

  湖北省荊門市包山戰國楚墓出土的毛筆

  秦漢制筆在戰國筆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后世有稱“蒙恬造筆”,晉代崔豹《古今注》記載:“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管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由上可知蒙恬因地制宜采用枯木做筆管,用鹿毛為柱,羊毛為披混合制筆,他的披柱制筆法是毛筆制造工藝的重大創新,至今沿用。在云夢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三支秦筆,筆桿竹制,上端削尖,下端空腔納筆頭。在漢時為方便文官隨時記錄書寫,常把筆插在耳側,稱簪筆,此時毛筆筆桿較長且上端削尖,便于簪戴。漢“白馬作”筆即出土于墓主人頭部左側,印證了史書記載在秦漢時期即有的簪筆風俗。

  漢白馬作筆,長21.9 厘米、徑0.6厘米、筆頭0.6 厘米,甘肅省博物館藏

  三國兩晉南北朝,造紙業的發展以及書寫載體的改變,對毛筆影響較大。東晉末年,桓玄把持朝政,廢晉安帝,并下令以紙代簡,竹簡慢慢退出書寫舞臺,毛筆的制作工藝相應作了調整和改善,以適應新的書寫材料。此間一些書法家參與制筆,并有專著,如韋誕《筆方》與王羲之《筆經》先后問世。三國魏韋誕所書《筆方》,初見于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一書。韋誕字仲將,魏京兆人,書法家,擅各種書體,亦善制筆墨,所制之筆,人稱“韋誕筆”,所制之墨人稱“仲將之墨”。《筆方》一卷詳細介紹了韋誕的制筆方法:

  先次以鐵梳梳理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穢毛,蓋使不髯。茹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羊青毛,縮羊青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后合扁,卷令極圓。訖,痛頡之。以所整羊毛中截,用衣中心,名曰“毛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使中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內管中,寧隨毛長者使深,寧小不大,筆之大要也。

  《筆經》(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一)傳為王羲之所作,對制筆所用毛及制作過程描述更為詳盡:

  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脅際扶疏,乃其次耳。采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發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紙者,欲其體實,得水不脹)。次取上毫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后安之。惟須精擇,去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后世人或為削管,或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后,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后可用。……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后為貴也。余嘗自為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靳而不與。

  《筆經》和《筆方》記述了兩種不盡相同的制筆方式,是書法家對制筆經驗的總結,說明當時的制筆技術已經相當成熟。《筆方》還記載當時“金寶雕琢,然后為貴”的風氣。

  魏晉南北朝時期上層貴族和士人注重儀容,追求精致華美,奢靡成風。從漢時就普遍存在的簪筆現象,在魏晉時期演化成一種象征或者禮儀。此時簪筆發展為簪白筆,即不用來書寫的筆,筆頭干凈為白色,原來便于書寫的實用功能轉變為禮儀象征。“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欽定四庫全書》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晉書·輿服志》),因此一方面魏晉人在對毛筆的制作上追求書寫效果,注重筆毛的揀選和制作,改進了筆頭;另一方面出于對自己地位的展示,在筆管制作上極盡其奢。制作筆管的材料據史書記載就有精選的木、竹、玉、鐵、琉璃、象牙、犀角等,再有鏤刻、嵌寶、錯金或飾金等工藝,應相當精美華貴,惜目前尚無出土實物可見。西晉傅玄有《筆賦》云:“簡修毫之器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于素紈。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西晉成公綏的《棄故筆賦》說“采秋兔之穎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圓管,屬象齒于纖鋒”,當是寫照。

  啟功指出魏晉時跟現今不同的是,“現在我們用毛筆寫字的握筆方法一般是食指、中指在外,拇指在里,無名指在里,用它的外側輕輕托住筆管。但要注意這種握筆方法是以坐在高桌前,將紙鋪在水平桌面之上為前提的。古人,特別是宋以前,在沒有高桌、席地而坐(跪)寫字時,他們采用的是三指握管法”,“用拇指和食指從里外分別握住筆管,再用中指托住筆管,無名指和小指則僅向掌心彎曲而已,并不起握管的作用”,這樣的形象可見于唐摹晉顧愷之本《女史箴圖》、宋楊子華所繪《北齊校書圖》以及湖南長沙出土西晉對書俑。

  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卷(局部),絹本設色,縱24.8厘米、橫348.2厘米,大英博物院藏

  西晉青瓷對書俑,高16.5厘米、長20厘米,湖南省博物館藏

  二、魏晉時期的墨

  墨作為書寫材料,出現得較早。半坡遺址中就出現了用黑色和紅色進行裝飾的彩陶。1975年湖北云夢睡虎地戰國秦墓出土了現存最早的人造墨。墨純黑而粗糙,呈丸狀,同時出土的還有用鵝卵石加工而成的長方形硯和研墨石各一,可知當時使用墨的方法,即把墨丸放在硯石上,加水后用磨棒進行碾壓研磨,可見這種墨的質地是較為疏松的。1983年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扁形石硯,附有一圓形研石,硯上殘留朱、墨額痕跡,同時出土墨丸數枚,表明當時的墨丸仍然不是手持研磨,需要用研石碾壓,磨出的墨較粗糙。丸狀是因為用膠不多,加上膠的質量不是很高,因此很難把墨丸做得大。墨丸小,就不能用手捉住來研磨。漢代時期硯的種類就很多,有石硯、玉硯、銅硯、陶硯、瓷硯、漆硯、木硯、竹硯等,以圓形和方形為基本樣式。

  從漢到晉書寫載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竹簡逐漸被帛紙取代,墨的質量及形式有了重大調整。魏晉時期成為墨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以松煙墨的大量流行及“韋誕制墨方”的出現為標志,南朝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在賈思勰《齊民要術》中記載了韋誕的制墨之法:“合墨法:好醇煙,搗訖,以細絹篩于缸內,篩去草莽,若細沙塵埃。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失飛去,不可不慎。墨麹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顆。亦以真珠砂一兩,麝香一兩,別治細篩,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干,潼溶,見風自解碎。重不得過三二兩。墨之大訣如此。寧小不大。”

  從韋誕合墨法可知中國古代制墨工藝進入了成熟期,墨的主要成分和制墨方法基本定型:合醇煙、好膠、香料、防腐藥等,杵多益善,延續至今,墨由丸狀變為挺狀。后世雖然有調整,但跟韋誕制墨法沒有本質區別。

  三、魏晉時期的硯

  魏晉時期石硯較為普遍,依然以圓形和方形為基本樣式,制作更為精美,西晉傅玄有《硯賦》贊曰:“采陰山之潛樸,簡眾材之攸宜,即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而陶硯、瓷硯使用漸廣,并開始流行,形制上多為圓盤形,硯面不施釉,已不再使用研子,多足,足數三到十六不等,這種多柱足的硯又稱為辟雍硯,到唐代都一直流行這一樣式。銅硯、銀硯、鐵硯多為帝王將相達官顯貴所用,民間不多見。西域有用瓦硯和竹硯,蘇易簡《文房四譜》云:“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濃,以瓦合或竹節,即其硯也。”總體來說硯的材質豐富多樣,以石制為主,陶瓷硯開始流行,端硯、歙硯、洮硯等尚未名世。

三國漆木鑲石硯,長23.8厘米、寬13.5厘米、高0.6厘米,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館藏三國漆木鑲石硯,長23.8厘米、寬13.5厘米、高0.6厘米,湖北省鄂州市博物館藏
南朝青瓷五足硯,高14厘米、口徑22厘米,江西省博物館藏南朝青瓷五足硯,高14厘米、口徑22厘米,江西省博物館藏

  西晉青釉三足瓷硯,徑11.7厘米、高2.8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文房用具中一般配有硯滴與硯搭配使用,方便磨墨時注水,漢代就有銅制硯滴出現,后有陶、瓷、玉等材質。魏晉時流行蛙、龜樣式青瓷硯滴,東晉時期越窯青瓷龜形硯滴,龜首上昂,頸部刻紋,龜背上有圓形的小口可注水,通體施青釉,造型生動,工藝精湛,制作精美。可見魏晉文人不僅僅注重自身形象,對文房器用也相當講究。還有青瓷水盂,方便濯洗毛筆。筆山、筆筒等后世文房器用情況在魏晉時期的使用情況,由于存世實物少,尚不明確,待進一步研究發現。

南朝青瓷棒槌形水注,高6.1厘米、長16厘米,上海博物館藏南朝青瓷棒槌形水注,高6.1厘米、長16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東晉青釉龜形水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硯在當時除了作為文房器用,還被當作化妝用的“黛板”,配合香薰,用于“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顏氏家訓·涉務》中記載:“梁朝全盛之時,貴友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魏晉時人對美的理解和追求可窺一斑。

  四、魏晉時期的紙

  以往人們多認為,紙是東漢蔡倫發明的,但據考古發現,證明了中國造紙術至少早在西漢初期即已出現,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西漢墓出土紙質地圖殘片,以麻為原料,紙質較粗,色黃,造紙技術水平較低。東漢前期在蔡倫的主持下,造紙技術出現一次飛躍,造紙原料的拓展是造紙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西漢時期的紙大都以麻為原料,蔡倫時代,增加了樹皮和漁網,此后各種樹皮紙紛紛問世。魏晉時期發明了桑皮紙、藤皮紙。漢末建安年間出現了著名的造紙家左伯,齊蕭子良稱其紙“妍妙輝光”(《與王僧虔書》),當時人們稱這種紙為“左伯紙”。可惜沒有把左伯紙所用的原料和制造方法記載下來。

  漢雖有紙,但并不普及,書寫材料為簡和紙并用。及至東晉末年,桓玄下詔:“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又曰:“玄令平準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總精令速作之。”(《太平御覽》文部卷21)此后,紙張代替簡牘,成為朝廷公文的書寫載體。紙的推廣普及,促進了書法藝術的昌盛。但受生產技術限制,紙張多不大,一尺見方左右多見。因書札、寫經等都在一尺見方的紙上,文書尺牘由此而得名。這也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形式與風格的形成,傳世的晉代陸機《平復帖》、王珣《伯遠帖》及樓蘭出土殘紙等即是尺牘的典型樣式。

  在漢代改進造紙技術的基礎上,魏晉時造紙原料日益多樣化,紙的名目繁多。剡溪有以藤皮為原料的藤紙,紙質勻細光滑,潔白如玉,不留墨。此外史料記載還有用海苔所造名紙—側理紙。“張華博物志成,晉武帝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青鐵硯用于闐所上鐵為之也,又賜側理紙萬蕃,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王子年《拾遺記》四庫全書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30)還有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30記載“王羲之制榖藤二皮之紙”,又“王羲之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黃紙,又用張義制紙,取其流麗便于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海苔紙和紫紙,今已不見。從史料記載中可見魏晉人追求書法上的美對紙張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和創新,但名紙尚未普及,造紙技術還未到巔峰。

  1964年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的東晉紙本繪畫《墓主人生活圖》,縱近半米,橫一米余,由六張麻紙連拼而成,是現今所見最早紙本繪畫,也可見當時繪畫用紙之一斑。

  東晉佚名墓主人生活圖(局部),紙本設色,縱46.2厘米、橫105厘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孫機先生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論述:“晉代已在紙外涂一層礦物質白粉,如吐魯番發現的晉寫本《三國志》用紙。繼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之后又直接將淀粉糊直接摻到紙漿中,成為懸浮劑,可使紙漿中的纖維均勻分散,便于抄造……采用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為了堵塞紙面上纖維間細微的孔隙,使運筆時不致滃暈走墨。此外,還先后采用施膠、染潢、加蠟、砑光等法對紙張進行加工。”

  染潢是以黃檗汁染紙,以防蟲蛀,染過的紙呈淡黃色。因顏料雌黃色同染潢的紙顏色相近,還可以用雌黃色在染潢的紙上涂改,類似現在的涂改液。成語“信口雌黃”即由此衍生而來。還有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晉代《殘寫經紙》:“此紙白度增加,表面比較平滑,結構較緊密,纖維束較少,有簾紋,紙質較細薄。質量明顯提高。”

  魏晉時至今已近一千八百年,年代久遠,考古出土實物相對較少,我們只能從有限的實物資料和相關的史料記載中去推測當時文人士子們文房用具的使用情況。材料和工具雖然有限,但并不影響他們對美感和藝術精神的追求,魏晉名士們正是用手中的筆和紙,抒寫他們對生命個性的追求、對人格美的發現,創造了輝煌歷史的文化。

  東晉青釉褐彩雞首壺,口徑5.5厘米、高15.4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注:本文原刊于《大匠之門20》,原題為《逸氣假毫翰 清風在竹林——魏晉南北朝時期文房器用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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