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與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2019年10月22日 10:36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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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建業/文博研習社

  “彩陶之路”是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以陜甘地區為根基自東向西拓展傳播之路,也包括順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滲透。“彩陶之路”從公元前4千紀一直延續至前1千紀,其中又以大約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漸最為明顯。具體路線雖有許多,但大致可概括為以青藏高原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絲綢之路”的前身,對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

  “彩陶之路”最早是1960年由李濟提出,用來概括安特生“仰韶文化西來說”或者“彩陶文化西來說”。實際李濟一直懷疑這樣一條從西而東的“彩陶之路”的存在。裴文中早在1942年就指出新疆彩陶較黃河流域彩陶晚,同樣懷疑“彩陶文化西來說”,但卻提出存在史前時期“絲綢之路”的觀點。1965年,蘇秉琦指出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等彩陶文化在甘肅境內的移動方向是自東向西而非相反。1978年,嚴文明理清了甘肅彩陶文化的起源、發展和流變,清楚地展現了彩陶文化自東向西漸次拓展的生動圖景,澄清了仰韶文化西來說的謬誤。1982年,陳戈指出新疆彩陶東多西少、東早西晚的現象,顯見彩陶流播主導方向是“西去”而非“西來”。近些年“彩陶之路”一詞已變為早期中國文化向西拓展之路。

  本文所謂“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指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者“早期中國文化圈”與西方文化的交流,時間上限大致在6000BC“早期中國文化圈”雛形形成以后,下限止于公元前后絲綢之路的正式開啟。高峻的青藏高原使得早期的中西交流繞道南北,其南為南道,其北則為北道,當然這個廣義的南道和北道本身又分許多支線(圖一)。本文擬對中國彩陶以陜甘地區為根基自東向西的拓展傳播路線做進一步梳理,兼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問題。

  圖一  “彩陶之路”示意圖

  一、彩陶文化的起源和早期發展

  舊石器時代人類的遠距離遷徙奠定了現代人類及其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新石器時代大范圍的人類遷徙和文化交流繼續存在,而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自東向西的拓展滲透,以及西方文化順此通道的反向流播,成為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陜甘地區最早的彩陶文化是分布于渭河和漢水上游的白家文化,年代大致在5800~5000BC之間,西緣達甘肅中部;其部分陶器飾有簡單的紅彩,是中國最早的彩陶文化之一,也是陜甘地區最早的以農業為主體的文化。繼之發展起來的仰韶文化零口類型和半坡類型早期,年代約在5000~4200BC之間,流行直線幾何紋和魚紋黑彩,分布范圍局限在陜西,西緣向東略有退縮。至約4200BC進入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晚期,即所謂史家類型階段,彩陶出現圓點勾葉三角紋、豆莢紋等新元素,其西緣又西進至甘肅中南部,西南部已至甘陜川交界的隴南一帶,西北可能已延伸至河西走廊東緣。約4000BC進入仰韶文化泉護類型之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其西緣仍主要局限在甘肅中南部。

  二、彩陶文化第一波西向擴展

  以彩陶為代表的農業文化的第一波西向擴展,始于約3500BC稍前的仰韶文化泉護類型晚期,盛于約3500BC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形成以后,且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南北分道揚鑣的趨勢。

  圖二  彩陶第一波西向擴展 1、3、4。胡李家(H14∶2、T1②∶1、采∶4)     2。陽洼坡 5。波西(G1∶4)

  北道:泉護類型晚期和石嶺下類型遺存西北向抵青海東部的民和、互助、循化,以及甘肅古浪一帶,以民和胡李家遺存、陽洼坡遺存為代表。彩陶除占據主體的黑彩外還出現個別紅或赭彩,有的施紅色或橙黃色陶衣;圖案除弧邊三角、圓點勾葉、弧線外,還多見網格紋和成組線條,以帶鋸齒或不帶鋸齒的大“X”形圖案頗具特色;基本題材、構圖方式與前雖未大變,但趨于繁復細致,同石嶺下類型已很接近(圖二,1~4)。

  南道:泉護類型晚期和石嶺下類型遺存西南向到達白龍江和岷江上游地區,見于四川西北部茂縣波西、營盤山和汶川姜維城等遺址。彩陶主要為弧線三角紋、平行線紋等黑彩(圖二,5)。

  無論是北道還是南道,這時的彩陶風格都已經與關中出現一定差異,其繁縟趨勢和關中東部的簡化衰落形成鮮明對照。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此時中原核心區(晉南豫西)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正趨于沒落,已經難以向周圍施加強力影響,仰韶文化的統一性大為削弱;二是青海、四川與中原相距遙遠,難以保持持續性交流;三是當地可能存在從事狩獵、采集經濟的“中石器時代”文化,這些土著文化因素會部分融合于彩陶文化中,促使其發生變異。

  三、彩陶文化第二波西向擴展

  以彩陶為代表的農業文化的第二波西向擴展,開始于約3000BC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形成以后。大體仍分南北道,其中南道又可分兩條支線。

  圖三  彩陶第二波西向擴展 1、2。 塔兒灣( F10∶22、F102∶1)  3~8。宗日( M295∶1、M198∶15、M198∶10、M157∶1、M192∶2、M159∶12) 9~12。營盤山( H12∶5、H8∶2、H8∶4、H8∶1)

  北道: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從甘肅中部向青海東北部和河西走廊長距離擴展,見于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和甘肅武威塔兒灣、酒泉照壁灘等遺址。彩陶基本都是黑彩,內外兼施、構圖復雜、線條流暢,流行成組弧線或直線、同心圓圈紋、波紋、渦紋、網紋等圖案,還發現多人舞蹈紋彩陶(圖三,1、2)。2500BC以后,在這些地區出現以樂都柳灣“半山類型墓葬”、永昌鴛鴦池早期墓地等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遺存。這些馬家窯文化遺存——無論是馬家窯類型還是半山類型,都只是在甘肅中部同類遺存基礎上稍有變異。

  南道北支線: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拓展至青海東部的共和盆地形成馬家窯文化宗日類型,以同德宗日一期遺存為代表。陶器主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泥質紅陶,飾黑彩,器類、彩陶圖案和風格基本同于甘肅中部馬家窯類型;還發現飾有多人舞蹈紋、二人抬物紋彩的盆(圖三,3~8)。第二類為質地粗糙的夾粗砂褐陶,有的施紫紅色彩,有鳥紋、折尖三角紋、折線紋圖案,線條生硬,當為土著因素。半山類型形成后,共和盆地仍為馬家窯文化宗日類型,陶器仍明顯分為兩大類。

  南道南支線:在四川西北部的茂縣波西、營盤山和汶川姜維城等遺址,分布著較為豐富的有一定地方特點的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遺存(圖三,9~12),這當是在前一個時期當地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基礎上的繼續發展,但必定離不開與甘肅中南部地區的密切交流。約2500BC以后,在甘肅中部文化發展為半山類型并向西偏北方向擴展的同時,川西北地區馬家窯類型及其后繼者繼續向西南方向滲透,沿著四川盆地西緣滲透到云南北中部。四川漢源麥坪和云南永仁菜園子、大理銀梭島一期遺存等,其罐、瓶、缽等器類,繩紋、花邊特征,以及帶孔石刀(有的雙孔凹背)、長體錛鑿等,都與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有若干聯系,當然刻劃、戳印、篦點幾何紋的流行又體現出鮮明的地方特點。由于云南等地這類遺存中已經基本不包含彩陶,因此只能算彩陶文化影響之余緒。

  彩陶壺

  四、50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以彩陶為代表的農業文化第二波西向擴展進程中最可注意者,是其通過南道向西藏乃至于克什米爾地區的長距離滲透。

  以西藏昌都卡若遺存為代表的卡若文化,年代上限大致在3000BC。其早期的高領罐和敞口盆等主要器類,與馬家窯文化宗日類型早期的宗日式陶器形態較為接近,如同樣流行假圈足,見少量黑彩,常見與后者彩陶圖案類似的折線紋、網格紋、附加堆紋等;其他如有孔刀(有的凹背)和長體錛、鑿等磨制石器,半地穴式房屋,以及作為家豬和農作物粟等,也彼此近似。而以上文化特征同樣與川西北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存在關聯,這種關聯當為通過川西來實現:在四川丹巴罕額依一期見有繩紋平底瓶、黑彩彩陶、穿孔石刀、石錛等,與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晚期時代相當或稍晚。或者卡若文化就是青海東部和川西北地區馬家窯文化共同西向推進并與當地無陶傳統融合的結果;如果馬家窯文化屬較早的氐羌族系,則卡若文化就是一種“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統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土著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卡若文化或類似遺存可能已經分布至以拉薩為中心的西藏東南部甚至錫金。西藏當雄加日塘出土的飾刻劃、戳印幾何紋和附加堆紋的陶片,林芝和墨脫發現的石刀、長體石錛、鑿,以及陶片等,都與卡若文化接近。再向南,在錫金北部也見有包含刀、錛、鑿等磨制石器的遺存。

  令人稱奇的是,克什米爾地區的布爾扎霍姆(Burzahom,也譯作布爾扎洪)一期乙段遺存竟然也與卡若文化有許多近似之處。1972年,穆加爾和哈利姆根據克什米爾地區布爾扎霍姆文化與中國黃河流域文化的相似性,提出其為仰韶文化傳統西向傳播的結果。1982年,迪克希特提出這種相似性是由于龍山文化的南傳,而傳播路線可能是將吉爾吉特河流與新疆聯系起來的一系列山口。霍巍則認為其與卡若文化更為相近。仔細觀察,布爾扎霍姆一期乙段遺存和卡若文化均以泥條筑成法制作的粗灰陶器為主,褐陶其次;器類都是小口高領罐壺類和平底盆缽類;口沿外貼邊、領身部箍附加堆紋、假圈足、底部見編織紋印痕等特征也都彼此類似;都流行形態近似的雙孔或單孔石刀(爪鐮),磨制的長體石斧、錛、鑿等,尤其凹背石刀更是神似(圖四、五);都居住在木柱撐頂的半地穴式房屋當中。如此多的共性,只能用相互間存在關聯來解釋。由于這些因素在布爾扎霍姆一期中都是突然出現,且其絕對年代不早于卡若文化(布爾扎霍姆遺址第一期甲、乙、丙3段的絕對年代,分別約為3000~2850BC、2850~2550BC、2550~1700BC),因此推測其與卡若文化傳統沿著喜馬拉雅山南緣的長距離西向滲透有關。當然二者間也還存在很多差別,如布爾扎霍姆一期乙段陶器素面為主,房屋地穴較深,家畜、作物為羊、麥;而卡若文化陶器流行較復雜的刻劃、戳印幾何紋,房屋淺穴并多以石塊為原料,家畜、作物為豬、粟。可見卡若文化只是影響到布爾扎霍姆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且當有其他中間環節。

  圖四  布爾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宗日早期、營盤山遺存陶器比較 1~6。布爾扎霍姆 7~9。卡若(F9∶126、F17∶89、F3∶298)        10~12。宗日  13~15。營盤山( T12⑤∶36、H12∶5、H3∶35)

  圖五  布爾扎霍姆一期乙段、卡若早期、營盤山遺存石刀比較 1、2。 布爾扎霍姆  3、4。卡若( F8∶69、F19∶26)       5、6。營盤山( H17∶6、T11①∶3)

  雖然上述早期文化交流南道的主導方向是西向,但也不是沒有文化因素順此通道東向傳播的可能。比如馬家窯類型和宗日類型的舞蹈紋類題材就廣見于9000~6000BC的近東和東南歐地區,而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類型的青銅刀,石嶺下類型、馬家窯類型的家羊等(曾在屬于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的甘肅武山傅家門遺址發現多件羊卜骨,在天水師趙村五期墓葬中有以羊肩胛骨隨葬習俗,說明5000多年前甘肅中南部地區不但養羊,而且已經深入宗教領域),或許也都與西方存在關聯,而東傳的可能路線之一就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五、彩陶文化第三波西向擴展

  以彩陶為代表的農業文化第三波西向擴展,開始于約2200BC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形成以后,主要是沿著北道河西走廊繼續西進。至于河西走廊以東的齊家文化,其少量彩陶主要承襲自馬廠類型。

  圖六  彩陶第三波西向擴展 1、4。二道梁(87JE-044、87JE-046)        2。磚沙窩(JZH-A003)  3。金塔縣文化館藏品(JZH-A002) 5~9。干骨崖(M85∶2、M84∶1、M40∶2、M32∶1、M93∶1、) 10~14。天山北路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西端抵達酒泉,至馬廠類型時已推進至敦煌。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馬廠類型遺存年代總體比東部遺存晚,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偏早以酒泉照壁灘和敦煌西土溝遺存為代表的馬廠類型晚期遺存,彩陶較少且構圖簡約,多見直線網格紋,不見內彩。偏晚為酒泉干骨崖、西河灘、金塔二道梁、磚沙窩等遺址所見“過渡類型”,實屬馬廠類型末期;彩陶在頸部繪菱格紋、倒三角網格紋,腹部多繪垂帶紋、成組折線紋(圖六,1~4)。這兩期遺存地方特色濃厚,應為在當地半山類型基礎上,繼續接受河湟地區大量影響而形成。值得注意者,是這時馬廠類型可能已經抵達新疆東部,因為在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遺存中包含雙耳菱格紋彩陶罐等馬廠類型式彩陶。

  約1900BC以后,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和新疆東部差不多同時出現面貌近似的四壩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四壩文化以甘肅山丹四壩灘遺存為代表,包括玉門火燒溝、酒泉干骨崖遺存等。彩陶多為彩繪(出窯后繪制),一般為紫紅陶衣上繪濃黑彩,紋樣有平行橫帶紋、折線紋、菱格紋、棋盤格紋、三角紋、網格紋、垂帶紋、卷云紋、回形紋、連弧紋、圓點紋、變體蜥蜴紋、手印紋等,還有倒三角形上身的人形圖像,主體來源于馬廠類型(圖六,5~9)。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以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為代表,彩陶發達,主要為黑彩,有網格紋、菱格紋、垂帶紋、“Z”形紋、手形紋、葉脈紋等圖案,特別是也有男、女人像圖案。作為主體的單耳罐、雙耳罐類陶器,流行垂帶紋、網格紋、菱格紋、手形紋等圖案的黑彩,特征與四壩文化陶器接近,其祖源在河西走廊(圖六,10~14)。

  在這一波彩陶文化西進的同時,明確有大量西方文化因素順此通道東漸。上述四壩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中的弧背刀、劍、矛、有銎斧、錛、鑿、錐、鐮、鏃、鏡、耳環、手鐲、鍑、鈴、牌、泡、扣、珠、管、別針等大量青銅器,以及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中的飾橫向折線紋或豎列折線紋彩的雙貫耳筒形罐,都主要源自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影響還不止于此,而是繼續向東滲透,對大體同時的晚期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當中同類青銅器出現和半農半牧特點的形成,甚至對二里頭文化青銅文明的興起,都起到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從而促成中國大部地區進入青銅時代。

  六、彩陶文化第四波西向擴展

  彩陶文化第四波西向擴展,開始于約1300BC焉不拉克文化形成之后,主要通過北道長距離西傳。至于甘青等地的辛店文化、卡約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諾木洪文化等,包含彩陶已少,且基本都是在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彩陶傳統上發展而來;除諾木洪文化擴展至柴達木盆地外,其主要分布區域并無顯著擴大。

  焉不拉克文化分布在新疆東部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以哈密焉不拉克遺存為代表。流行紅衣黑彩彩陶,多波紋、垂帶紋、多重鱗紋、“S”形和“C”形紋等弧線紋飾。該文化是在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基礎上接受其他文化影響發展而成。焉不拉克文化出現以后,對當時天山南北“高頸壺文化系統”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其高頸壺、弧腹杯、弧腹缽、豆、直腹杯、直腹筒形罐等彩陶因素漸次西傳,導致新疆中部自東而西形成蘇貝希文化、察吾呼溝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一系列彩陶文化,察吾乎溝口文化晚期向南已經擴展到塔里木盆地南緣。這些文化總體特征近似,但也存在小的差異,如蘇貝希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一樣流行紅衣黑彩彩陶,察吾呼溝口文化彩陶多為白地紅彩,而伊犁河流域文化黑彩和紅彩平分秋色(圖七)。

  圖七  彩陶第四波西向擴展——“高頸壺文化系統”典型陶器 1~6。焉不拉克(M2∶3、M40∶4、M75∶14、M75∶16、M75∶20、M4∶1)    7、8、11。洋海二號墓地(M242∶2、M220∶2、M2205∶5)  9。艾丁湖(M48∶1)  10、12。洋海一號墓地(M43∶2、M105∶2) 13、15~17。察吾呼溝四號墓地(M156∶16、M237∶2、M185∶3、M20∶15) 14。察吾呼溝二號墓地(M223∶24)     18。奇仁托海(M97∶2)       19、20。窮科克(M4∶1、M9∶1)

  楚斯特文化于公元前2千紀末期和第1千紀初期分布在費爾干納盆地,有一定數量的紅衣紅彩陶器及其網格紋、菱形紋、菱形棋盤格紋、三角紋等圖案,缽、單耳杯、單耳罐、雙耳罐等器類,均與察吾呼溝口文化相似(圖八)。由于前者的彩陶與早先的納馬茲加文化Ⅰ-Ⅲ期彩陶存在很大缺環,而后者的彩陶則上承甘青文化系統,有著完整的演變序列,故推測察吾呼溝口文化曾對楚斯特文化產生過強烈影響。

  隨著此時彩陶文化的進一步西漸,更多種類的工具、武器、馬器、裝飾品等青銅器,甚至少量刀、劍、鏃、錐等鐵器,順此通道傳入新疆,并進一步滲透到青海、甘肅等中國西部地區,使得中國西部在1000BC以前就進入早期鐵器時代。

  圖八  新疆早期鐵器時代文化與楚斯特文化陶器比較 1~4。楚斯特文化(3為費爾干納,余為舒拉巴沙特)5、6、8。察吾呼溝口文化(哈布其罕二號墓地M3∶2,察吾呼溝四號墓地M101∶2、M66∶2) 7。伊犁河流域文化(窮科克M39∶1)

  七、結語

  仰韶文化雄踞中國腹心地區,彩陶盛行的仰韶前期長達1500年(公元前5000~前3500年)之久,實際是當時“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國”的核心所在。中國西部甘肅、青海、四川、新疆甚至西藏此后綿長延續的彩陶文化,都以仰韶文化作為根基。從這個意義上說,彩陶的西傳實際就是早期中國文化的西傳。仰韶文化等彩陶文化,以黃土高原為基礎,本質上是“黃土的兒女”所創造的一種旱作農業文化。在彩陶向西擴展的過程中,雖然會隨著時地變化而程度不同地增加畜牧狩獵甚至游牧成分,但卻始終保持農業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彩陶的西傳實際就是早期中國旱作農業文化的西傳,反映的似乎是一些眷戀黃土的早期農民接力賽式西行而尋找新家園的景象。如果陜甘地區彩陶文化總體上屬于羌人文化,則羌人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概括起來說,“彩陶之路”就是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以陜甘地區為根基自東向西拓展傳播之路,也包括順此通道西方文化的反向滲透。“彩陶之路”從公元前4千紀一直延續至前1千紀,其中又以大約3500BC、3000BC、2200BC和1300BC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漸最為明顯。具體路線雖有許多,但大致可概括為以青藏高原為界的北道和南道。通過這些路線,源自中國腹地的彩陶等旱作農業文化因素漸次西播,西方的麥、羊、馬、車以及青銅器和鐵器冶煉技術等逐漸滲入中國廣大地區,由此還可能引發早期中西方思想觀念方面更深層次的交流。總之,“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絲綢之路”的前身,對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

  (本文來源:文博研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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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彩陶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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